《管子》学习的第137天《戒  第二十六》第3段～第4段

《管子》学习的第137天《戒  第二十六》第3段～第4段

原文阅读

        桓公明日弋在廪，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脱釬而迎之曰：“今夫鸿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于天下乎？ 今孤之不得意于天下，非皆二子之忧也？”桓公再言，二子不对。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对乎？”管仲对曰：“今夫人患劳，而上使不时；人患饥，而上重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远有德，虽鸿鹄之有翼，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将若君何？”桓公蹴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有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 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公辍射，援绥而乘。自御，管仲为左，隰朋参乘。

        朔月三日，进二子于里官，再拜顿首曰：“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于孤不敢独听之，荐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顿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遂南伐楚，门傅施城。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

       

字词注释

[1]弋：用绳系在箭上射猎。廪：粮仓。

[2]弛：松开。釬（hàn）：臂上的铠甲。

[3]鸿鹄：天鹅。候鸟。

[4]二子之忧：以二子（管仲、隰朋）不能成为羽翼而忧。一说（桓公不能畅意于天下）二子（管仲、隰朋）当也皆以此为忧。

[5]患：担心，害怕。在此为“苦于”“害于”之意。

[6]使：役使。不时：不分农闲农忙。

[7]急刑：加紧用刑。

[8]有色：女色。有德：贤德的人。

[9]虽：即使。

[10]若君何：对君主你有什么用。

[11]蹴（cù）然：不安貌。逡遁：迟疑徘徊。亦作“逡巡”。欲进不前，迟疑不决的样子。

[12]理人：即治民，治理民众。唐人钞书，往往避讳“治”“民”二字。

[13]绥：车上的绳索，登车时拉手所用。

[14]参乘：亦作“骖乘”。陪乘。

[15]朔月三日：犹言“月初三号”。朔，月初，月始。

[16]里官：祖庙。张佩纶云：“里官”当作“祖宫”。何如璋云：当作“里宫”。里宫，即里中先君之庙。

[17]顿首：叩首，叩头。头叩地而拜，九拜之一，通常用作下对上的敬礼。《周礼·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

[18]荐：献给。

[19]如君之王：有您这样的君主。

[20]参宥：即“三宥”。三次宽赦。《礼记·王制》：“王三又然后制刑。”郑注：“又，当作宥。宥，宽也。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 弊：裁断，裁决。

[21]几：讥，盘问。不正：即“不征”。不收取赋税。下文“不正”亦同此例。

[22]市正而不布：市场只管理而不收费。正，指设官管理。不布，即不收税款。布，钱。郭沫若云：《霸形》作“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此“市正而不布”，“正”疑“书”字之误……“布”假为“赋”。

[23]梁泽：指有捕鱼设施的湿地。

[24]草封：指在草野中划定疆界。即开垦荒地。泽盐：指就泽煮盐。

[25]门傅：攻击城门。傅，附着，靠近，接近。春秋攻城之战，往往城门是焦点。此句即攻打方城之意。施城：洪颐煊云：当作“方城”。

[26]出：指山戎交出。冬葱：即大葱。戎叔：胡豆。叔，通“菽”。豆类。

[27]三匡天子：三次匡扶王室。考桓公九会中有三会与王室有关。匡，匡正，扶持。

译文参考

        第二天，桓公在米仓附近射鸟，管仲、隰朋一同前来朝见。桓公看到两人后，就收起弓弩、脱下臂铠，迎上前去说：“你们看眼前这些鸿鹄，春天北飞、秋天南去，从来不误时令，还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的帮助，才能在天下畅意翱翔吗？现如今我不能够畅意于天下，难道这不也是你们两位的忧虑吗？”桓公又重复说了一遍，两人仍然没有回答。桓公说：“我既然都说了两遍了，两位怎么还不回答我呢？”管仲回答说：“现在民众正在忧虑劳役之苦，而国君仍旧没有时间限制地役使他们；百姓正在忧虑饥荒挨饿，而国君仍旧在加重收取他们的赋税；臣民正在忧虑死亡，而国君仍然加紧施用酷刑。不但这样，还加上国君亲近女色，疏远贤德之人，就算您能像鸿鹄那样有双翼，过大河时有舟桨，又将对国君您起什么作用呢？”桓公闻言顿时不安起来，显得不知所措。管仲说：“从前先王治理民众，看到民众忧虑劳役之苦，国君就限定农闲时间派遣他们来服役，人们就不再忧虑劳役之苦了；见到子民忧虑饥荒时挨饿，国君就减轻收取其赋税，国民就不再忧虑忍饥挨饿了；见到臣民忧虑死亡，国君就宽刑缓用，民众就不再忧虑死亡了。做到这些后，再加上国君又亲近有贤德义行之人，疏远女色，因而四方之内的百姓，对待君主就像对待父母一样啊！四方之外其他诸侯国的民众，前来归顺和亲附君主的百姓，就像那些流水奔向大海一般踊跃了！”桓公马上停止了打猎，拉着车绳上了车。亲自驾车，他请管仲居左边尊位，请隰朋为右边陪乘，一起回宫。

        月初的第三日，桓公再将两人接进供俸祖先的里宫庙堂，顿首拜谢说：“我听了你们两位的话，耳更加聪、目更加明了，我不敢独自享用这番道理，要同时也推荐给先祖们听听。”管仲和隰朋也立刻顿首拜谢，并说道：“有像您这样的国君，就一定能成就王业；而您接受了这番道理，就不能再算是我们的言论，而应该归之于君上您的教导啊！”于是，管仲与桓公一起宣立誓言，并发布命令说：“年老体弱者犯法不施以刑，犯罪者经过三次宽宥后再犯才治罪。关隘哨卡只负责稽查而不征收关税，市场设官登记商户入册只负责管理而不征收钱赋。山林和水泽，只按时封禁和开放，也不征收赋税。”政令下达之后，那些垦荒封地、就泽煮盐的百姓，前来归附者，就像集市里一样热闹。桓公用三年时间教化训练本国子民，第四年，开始选拔贤能者以配备官吏，第五年开始预备兵车准备出征。于是，桓公南伐楚国，逼近方城。又北伐山戎，取得冬葱与胡豆等物，并将其播布于天下。最终，桓公三次匡扶周天子、九次召集各国诸侯盟会。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内容承接上文，非常生动地讲述了管仲对齐桓公有理有据的劝诫场景。先是在粮仓边射鸟时，借桓公想畅游天下的话题，管仲劝以先王之道：“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有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在这里，管仲指出先代圣王治理民众，总是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忧民众之所忧。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为民众谋利益。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做到亲近贤德之人，远离美色。因此，国内的民众看待君主，就如同看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四方其他诸侯国的民众，就如同流水一样前来归顺。可以看出，管仲是在借说先王，强调桓公应当施行德政，这样才能成就霸业。

        之后，齐桓公郑重其事地与管仲、隰朋二人在拜祭先祖的里宫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接下来的几年，齐桓公听从建议，教化百姓、任贤选能、加强军备，征伐四方，终于成就了匡扶天下的霸业。

        这两段记录的内容详略分明，借由管子之言语比较详尽明确地表达了成就霸业的治国理念、策略和步骤，核心思想主要还是德政。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与先秦法家另外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子反对赦宥不同，作者主张恤刑，“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注曰：“老弱犯罪者，无即刑之，必三宽宥而后断罪。三宥，即《周礼》三宥：一曰不识，二曰过误，三曰悼耄也。”

        从出土的秦简来看，主张依法治国的秦国在法律适用上也有赦宥之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一例关于未成年免除处罚的记载：“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即甲年龄小，身高不满六尺，有马一匹，独自放牧，今马被人吓惊，吃了别人的庄稼一石，问应如何论处？不应当论处，也不应赔偿庄稼。这是放牧人能力所能控制以外的原因造成的。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尚“德义”重“廉耻”的思想（一）

        《管子》中不少思想，与周初统治者的“德政”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中，尚“德义”重“廉耻”的思想非常重要，在此回顾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篇章的相关内容。

        《管子·权修》篇中说：“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人言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商贾在朝”是指以商贾的心态处理朝中政事；“妇人言事”是指后宫干预朝政，谋取私利。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有着商贾一样心态的官吏在朝中主理政务，货财就会向上层君主、官吏那里集中；后宫干政谋私，朝中赏罚就不会公正，就不会使人信服；男女交往如果不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民众就不会树立起羞耻之心。当出现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时，要求民众安于危难，士兵安于牺牲，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

        该篇接着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治民之本”。第一，“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要使民众行为端正，必须从小处着眼、从小事做起。要求民众必须注意禁止小的邪行。第二，“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要使民众遵循礼仪，必须要求民众在行为处事中，即便是细小的事情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礼节仪式。第三，“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要使民众具有廉洁品德，必须要求民众做事一定要合乎道义，即便是细小的事情也不能马虎。第四，“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要使民众具有羞耻心，必须要求民众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时时处处都要注意培养。总之，“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即是说，治理民众必须从小处着眼、从小事做起。各项工作都必须踏踏实实、细致入微。这是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量的变化、积累过程。因此，要使民众避免邪行，行大礼、大义、大廉，识大体、知大耻，就必须从小处着眼、从小事做起，促使民众“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这才是治国理民的根本。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深刻而又非常有道理的思想。因而，为后世思想家所重视、继承和发挥。

      《管子·立政》篇中讲道：“治国有三本。”就是说，治理国家有三个君主必须明察的根本问题。即：“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很显然，这“三本”也就是君主、国家选拔任用人才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注意，是因为“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这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所以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第一，必须注意考察所要选拔任用的人的德行，是否与其将要处的地位相符合。“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精准，也是不易的。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会出现“德厚而位卑者”。即德行深厚而所授予的爵位却卑微。出现这种情况，叫作“过”。二是出现“德薄而位尊者”。即德行浅薄而所授予的爵位却高贵。出现这种情况，叫作“失”。就这两种情况相比较而言，作者认为，应当做到“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因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即是说，德行深厚的君子被授予卑微的爵位，虽然也会有一些怨气，但比较小。而德行浅薄的小人一旦被授予崇高的爵位，其带来的祸害就非常深重了。所以，在不能做到完全精准的情况下，则应做到“宁过”“毋失”。第二，必须注意考察官员的实际功劳业绩，是否与其领取的俸禄相符合。作者强调，“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即是说，对于那些没有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是不可以给予丰厚俸禄的。这是因为，“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一旦出现没有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而得到丰厚俸禄的情况，那么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功臣，就不能得到劝勉和鼓励。第三，必须注意考察官员的实际能力，是否与其承担的官职相符合。作者强调，“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即是说，对处理事情不能取信于民的人员，是不可以使其担任重要官职的。这是因为，“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那些处理事情不能取信于民的人员一旦担任重要官职，那么有才能的臣下就会受到影响不会尽力工作了。

      总之，“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在治国理民的实践中，君主能够明察这三个根本问题，那么臣下就不敢不择手段地去谋求尊爵厚禄了。朝中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小人，也就无法兴风作浪了。各种案件也就能够得到公正处理了。反之，“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君主如果不能明察这三个根本问题，那么奸邪之臣就会通过不正当途径，不断上爬、升迁。朝中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小人，也会兴风作浪。如此一来，“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君主的耳目就会遭到蔽塞，政令也不能得到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路线、措施就会被抛弃，邪恶的事情就会不断出现。这样，国家就要陷入危亡之中了。这就充分说明了君主必须明察上述三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在讲明了“治国有三本”之后，《管子·立政》篇中又接着讲了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四个问题。其一，“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即是说，有大德的名声但不能达到仁爱高度的人，是不可以将治理国家的大权授予他的。因为德行达不到仁爱的高度，表明其胸怀还不够博大，还不能够做到广济博施，还不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拥护、支持。“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操持治理国家大权的卿相，如果得不到民众的广泛支持，那么国家就要处于危险境地了。“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德行达到了仁爱高度的人，操持治国理政的大权，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多的利益，因而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这样，国家也就能够实现安定太平了。其二，“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即是说，见到贤能者不能够退让的人，是不可以授予崇高地位的。因为不能礼贤、让贤，表明其心胸狭窄、私心重、名利观念强，缺乏大局观念。这样，也就不可能与周围的同僚们在思想与行为上保持和谐一致。“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负有治国理民重任的大臣们，在思想与行为上不能够保持和谐一致，在工作中各行其是，必然要造成四分五裂的局面，从而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见到贤能之士能够主动退让的人，表明其心胸开阔，名利观念淡薄，以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为重。这样自然能够得到同僚们的拥护、爱戴，自然能够与周围的人们相处和谐、融洽。授予这样的人以崇高地位，可以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从而促使国家和谐稳定。其三，“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即是说，在惩罚罪过时，不能做到一视同仁，有意回避自己的亲人和权贵，是不可以使之担任统兵主将的。因为统兵主将不能做到赏罚分明、一视同仁，必然会在军中失去权威。“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统兵主将在军中失去权威，将士们对其不再抱有敬畏之心，那么在执行军令时就会大打折扣。这样，将士、国家都将陷入危境之中。“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统兵主将能够做到铁面无私、一视同仁、公正执法，那么其率领的军队必然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这样，就会威加四邻，为国家营造出稳定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其四，“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即是说，不注重农业生产，轻视赋税问题的人，是不可以让他治理都邑、直接管理民众的。因为农业是立国的根本，是国家经济收入和民众生活需要的直接来源。不注重农业生产，也就意味着不注重国家的经济收入，不注重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实际生活问题。轻视赋税问题，就不会主动去考察民众的生产情况，不会主动去了解民众生活中的问题。这样，赋税的征收必然要脱离民众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赋税的征收不合理，加重民众的实际负担，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必然要遭受挫伤。“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旦受到挫伤，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提高生产效率信心的丧失。民众一旦对提高生产效率丧失信心，那么国家和民众都将陷入穷困之中，这样国家离败亡也就不远了。“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治理都邑、直接管理民众的官员，能够注重立国之本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提高农业产出，并且注重对于赋税征收问题的研究，从而制定出一套规范合理的赋税征收制度，那么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得到提高，生产效率就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这样，国家自然就强盛起来了。据此，作者强调：“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处理好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根本大事。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廉鉴人心：中国先秦时期的廉洁思想研究》，刘晓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03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