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

外来人

李兆亮 在有风的阳光里倾听 5天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自然村庄大多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状态。人们极少远离土地，绝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没有到过距自家百里以外的地方。村庄也很少有外来者进入。或许是因为少吧，我对他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货郎担

       货郎担是最常见的，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因为他那小小的一挑担就像是万花筒，里面什么都有。

       一根扁担，两只角箩，一个拨浪鼓，是货郎担的全部家当。角箩上各置有一方形大木盒子，方形木盒上面盖着两块可以掀起的玻璃门，盒子里被隔成了一个个更小的盒子。一个个小盒就像是后来百货商场里的一个个柜台。小盒子里分别装着零头布料、针线、梳子、篦子、皮筋、头饰、手帕、袜子、毛巾、胭脂、花粉、剪刀、电池、鱼钩、鱼线、明星歌曲拉纸/卡片、火炮纸、糖果……

       每当小小拨浪鼓卟隆隆卟隆隆的声音响起，姑娘、大妈、小孩子们便从各家涌来，大人们这个比比看看、那个问问，小孩子们用央求的眼神一会紧盯着母亲，一会用手指着火炮纸或糖果。糖果有七彩各色，两种类型，一种是塔状、哑光，一种是珠状、亮光。上学的孩子们则最爱明星歌曲拉纸、卡片。

       从货郎担手里买东西，可以付现金，可以用鸡蛋折价，还可以用毛发作价，有时赶上饭点，就用一顿饭菜来抵价。

               二、敲板糖的

       “叮咔、叮咔、叮叮咔……”，每当这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儿时的我们便忍不住要直流口水，因为敲板糖的来了。

敲板糖的也是一副担子。也是一根扁担，两只角箩，角箩上也各有一个木制方盒。木盒里用透明塑料薄膜紧紧包裹着诱人的板糖。

       记忆里，围着敲板糖的都是我们小孩，每次我们大约都是买两毛钱的。当然，我们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能有两毛钱的，要知道那时大人都是一分钱要当两分钱来花。我们常常是用平日里收集的旧凉鞋、用完的牙膏皮(要顶部带一圈圈纹路的)、乌龟或团鱼壳作价买板糖。

       我们要几毛钱的，卖板糖的就给我们从整块的板糖上敲几毛钱的给我们。敲板糖的工具就是他拿在手里发出“叮咔、叮咔、叮叮咔……”声音的“乐器”。敲板糖的不是天天都来，我们再次收集旧凉鞋、牙膏皮、乌龟团鱼壳也需要时间。

       在吃不到板糖的日子里，我们总是充满了渴望。后来，我们纷纷动手制作了一种简易的“乐器”，能极为逼真的发出“叮咔、叮咔、叮叮咔……”的声音。那时候，我们应该还不知道“聊以自慰”或“望梅止渴”这样的话语，但我们却早早地实践了这些理论。

             三、算命的瞎子

       盲人不一定会算命，但会给人算命的一定是盲人。这是我儿时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是我们不叫他们为盲人，小孩叫他们“算命瞎子”，大人们称呼他们为“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常常会带着一个“助理”。“先生”走在前面，背上背着把二胡，一只手拿着根长竹棍在地上左敲敲右探探，另一只手拿着个小铃铛(边走边响)。“助理”则紧随其后，背着雨伞和随声的包袱。算命先生和他的“助理”常常年岁相差无几，一“合作”常常便是一辈子的光阴。

       进入村庄后，他们一般会选择在村庄人们最聚集的场所停下来。偶尔也会到人们家里上门帮算命。算命第一个环节就是问生辰八字，问好八字，算命先生便会说，你这个是什么什么命？再问你想算哪方面？平安、学业、婚姻、子孙？接着，他便一边拉着二胡，一边似说似唱的将命一一给你算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最纯朴的“说唱乐”。

       算的准不准？这个我不好妄作评论。瞎子算命也是一门手艺，是需要拜师花时间刻苦学习的，一方面要学习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命理和风水知识，一方面要学会拉二胡，还要学会必要的心理学知识和语言问答技巧。天赋和努力程度决定了算命先生的名望、口袋和命运。大致上，算小孩，一般都会说要防淹水(南方河流、池塘、沟渠多)，说身体可能会有小病灾，再就是说何时何方可能会遇贵人。

       记忆里，人们多是给孩子们算命，总希望给孩子未来的人生能算出个好命运来。很少见人给自己算。只有老年人会给自己算，大多就是算自己的寿数和走时子孙后代的人数。

       人的命运，究竟可不可预测，可不可更改。自古以来，众说纷云。今天的我，仍然给不出确切的答案。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冬去春来、寒来暑往，我多了的是对未知的谨慎、对生命的敬畏！

               四、收古董的

       走村串巷收古董的，行事都极低调，极善于商业谈判与沟通的技巧。对人们心理的判断与把握极准。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最重要的事还是努力填饱肚子，尽量能多吃几顿肉。保护文物和传统文化的概念几乎一丝一毫都没有。

       各家住的房子大多还是传统的旧宅。每家或多或少都还有些古物，如耳环、戒指、项圈、铜钱、瓷器、家俱等等。那时，人们获取钱财的途径、机会和能力极少，而需要花费钱财的地方又极多，因此人们常常是以无限倍被低估的价钱卖掉了那些今天看来极具价值的古董。

       今天，村庄古老的旧宅几乎荡然无存了，旧宅里的古董差不多也已荡然无存了。        

                五、玩把戏的

       玩把戏的，就是耍把式的。每年农闲时，几乎都有几队耍把式的来村庄，他们多表演杂技、气功和魔术。每支队伍，好像至少有十多个人。

       村人常把村庄的小学校教室借给他们住，小学校的操场则是他们表演的场地。他们好像每次都会停留个两三天。

       他们队伍里的人各有分工，井然有序，各司其职。到村小简单安顿下，便分头忙碌起来。老人负责规划、协调；青壮年负责搭建帐篷、舞台、搬运道具等；女人们洗衣做饭；小孩们负责宣传，拿着一面铜锣在村庄各处边走边敲。人们听到这忽近忽远的铜锣声就知道村庄又来玩把戏的队伍了。

       到了下午或者晚上，把戏就将正式开始了。正式开始前，能看到表演者还在不断的练习。表演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表演项目有刀枪棍棒、各种硬气功、五花八门的魔术。看小孩表演硬气功时，纯朴的村人常常捏紧了心不忍看，心里满是怜悯之情。最令人惊奇和兴奋的要数魔术，明知魔术并非真实，却依然乐在其中。

        我小时候胆小，常不敢看玩把戏的人拿着菜刀往自己裸露的胸膛上用力一砍再砍。有一次表演砍头的魔术，我更是吓得一口气就跑回了家。也许是因为每一次玩把戏的都会弄这类“刺激”的把戏吧，我常常是看不完全场的，所以记忆于我脑海里的玩把戏的画面很少很少。

       玩把戏的收费多少，收费方式是按人收还是表演结束到各家各户上门收米，我已记不清了。             

               六、当兵的

       村庄西南约三公里是处军用机场(即现在的庐山机场)，我们习惯称机场为空后。机场里是清一色的歼六战斗机，从早到晚，一架架不间断的进行飞行训练，当飞机飞过村庄上空时，人们面对面说话声都听不清。

       村庄北边不远处的小山上设有信号塔、雷达站。从空后到雷达站必须打村庄过。那时当兵的多是步行往返于机场与雷达站之间。只有负责后勤的常常开着吉普拖拉机来村庄拉给猪吃的水草马齿苋(方言叫málǐhāng)。村庄有池塘盛产马齿苋，当兵的下水去釆捞，小孩们常成群地跟着。装车时，小孩们则兴奋的围着吉普拖拉机爬上爬下。当兵的从来不吓叱我们。

       那个年代，当兵的在小男孩眼中都是英雄，军装、军帽、军帽上的五角星、领章都是我们特别渴望的。村庄自身，每年也都有人参军入伍，有时还会有人因当兵立功从此离开农村。我大爹主忠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主贵叔以卫生兵转业，升民哥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了三等功，凤计公家成了军人世家，听说他家有后辈都已晋升到了军职级别。

                七、逃难的人

       科学技术还不太发达的年月，农业多是靠天吃饭。紧临水边以种植粮食为生的农民、生活于贫瘠土地上的农民，常常避免不了逃难的命运，或水灾或旱灾或虫灾，代代如此。

       逃难，就是逃荒。逃荒之路，人所不欲，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逃着逃着，往往最终只能以乞讨为生。在我小时候，经常见到逃难者打村庄过，他们大多来自贵州、四川、湖北、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这情形差不多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消失。

               八、手艺人

       偶尔外来的手艺人是村庄不可或缺的，有卖竹制品、木制品的，有箍桶盖的，有补锅补碗补缸的，有给牛治病的兽医……

       那个时候，咱们国家轻工业还非常落后，家底子也空。人们不只是穿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切家用工具器皿几乎都是如此。

       一个单独的村庄是无法养活一个手艺人的。所以，那时候，手艺人常常是要走村串巷的，同时农忙时还要回去自家田间地头劳作。

       这些手艺人中，最常见的是卖竹制品的，他们大多从山里来，挑着满满的一大担。山里多竹，竹子在南方应用极为广泛，收割、晾晒、运输、存贮粮食几乎所有环节都要用到竹制品，厨房做饭、洗菜也离不开制制品，夏日里竹椅、竹床、竹席更是不可少。这些大多都是山里的手艺人带来的。支付可用钱或米。

       箍桶盖的、补锅补碗补缸的，在物质贫乏的日子里，所给予人们的帮助非常大。没有他们的存在，人们的生活恐怕会艰难很多很多。

               九、窃(qⅰē)

       “窃”是九江方言对于“贼”、“小偷”的称呼。九江方言还有个词叫“qiē zou 窃族”，意思是咒人断子绝孙。可见人们对贼是多么的憎恶。

       我们小时候，极少有人外出，人们不是在村庄，就是在村庄周围的田间地头。邻近的村庄，人们也大多熟悉。“窃贼”作为一个陌生人，想要盗窃成功，概率实在是太小，几乎接近于零。那个年代，国家对这类犯罪判刑也极重，我实在想不明白“窃”们为什么会冒如此大的风险系数而行事。

       印象中，外来的窃好像从未在我们村庄得过手。今天我还能清楚的回忆起一个场面，两个偷牛贼夜里被村人发现逮住了。大清早，人们纷纷跑过去看，可怜的两个窃，大概三十来岁，衣服被扒得只剩个裤衩，手被反绑着，双膝跪在地上。人们用鞭子抽，用拳打拿脚踢，往其脸上吐吐沫，一边不停的咒骂着。两个窃都没人形了，只剩下不停地瞌头求饶，要不是村庄的长者发话，这两个窃怕是要被活活的打死。

       “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人穷志不穷”、“人只要有双手，愿吃苦，总不会饿死的”是母亲常告诫我们的话。

              十、出家人

       村庄东北方向约20公里，是东林寺，东晋慧远建，距今已有1600多年，是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香火绵绵不尽，只在文革时期有过中断。

       虽然村庄没有人在家中供佛，但耳濡而墨染，村人不管文化水平的高低，潜意识里、日常生活中常或多或少带有佛教的痕迹。“菩萨保佑、造孽、报应、一报还一报……”常挂在人们嘴边，行事时也常怀有一份敬畏心、一种悲悯心、一颗朴素的善心。

       大约在八十年代末，间或有自称从邻近省份名山大刹来的和尚到村庄“化缘”。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来自九华山”的年轻和尚，他斜背着个土黄色褡裢，手里拿着小张的观音菩萨像塑料印刷品，一块钱一张，说化得的钱用来建寺庙，功德无量。一元钱在当时并不算少，人们对这个和尚也多少有些过怀疑，但权衡来权衡去，多数人家还是选择了付出这一元钱。

       渐渐的，这样的外省“出家人”越来越多。

       再渐渐的，逃难要饭的也要加引号了，他们不再稀罕一顿热乎的饭菜了，只“讨”米，且讨的贪婪……

                  尾声

       岁月如歌，光阴似梦。村庄曾经的往来者早已湮没于飞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近二十年来，只有那麻脸的算命先生我还曾再见过一次。

       兆四哥小卖部门前，长凳上，给人算命的麻脸盲者端坐着，在他身后是他从未变更过的“助理”，他俩的容颜一如往昔。缓缓的二胡声，古老的“说唱乐”，“嗯(你)是算财运来，还是算婚姻？嗯将有五个好运，一个是五年，五五就是二十五年，方向东有(也)算可以，但还是北方最好哦……” 

2020.7.25 哈尔滨

                                                                                                  （注：部分图片来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