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禅

我们常听到这类禅宗故事：只要小和尚发问“禅是什么”，老师父就举起棍子打他的脑袋。因为参禅追求的是终极智慧，不能像知识一样讲述，甚至不能用语言传达。所以禅宗有个说法，叫“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背后的含义，就是最高的道理是“不可说”的。

佛教历经千年发展，思想非常庞杂深奥，但也是从最基本的原点发展来的。这个起源，就是对哲学中的生死问题进行思索，禅师们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生死事大”。佛教传入中国，填补了儒家思想的一个空白，就是该如何看待存在、生死这些终极的问题。

最基本的佛教教义系统繁杂，最基本的构建起点是：四圣谛，戒定慧。

这是早期佛家思想通过思考人生终极问题，形成的一套基础理论轮廓。四圣谛包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苦谛，佛家认为世间分为三界，就是所说的“跳出三界外”的那个三界。第一层是欲界，就是人人都具有的欲望和需要，第二层是色界，是指不具生命的物质，第三层叫无色界，是非物质的精神。

佛教认为，这三界的变化循环都是很苦的。比如通常所说的生老病死、离别痛苦、求之不得，以及内心的忧愁嫉妒、外在的生活折磨，等等。在佛经故事里，释迦牟尼出家修行，就是因为看到老人、死者，意识到这样变化无常的人生是一种苦难。佛法中的十二因缘，就是对人生之苦深入详细的讲解。

造成苦的，是四圣谛中的第二个：集谛，集是集会的集。集的意思，就是因缘和合，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各种条件作用下的相关性结果。由于行动、语言、情绪、思想，推动造就了苦的产生。

找到了苦的原因，就要想办法消灭这种罪业烦恼，这就是四圣谛的第三个，称为灭谛，是消灭的意思。

佛家认为，造成苦的本源是欲望，包括人人都有的追求生存发展、追求爱情、追求权力财富等等各类欲望，其中，很多都是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人类本能。而佛教的理论则认为，切断这些欲念，才不会再制造罪业，也就不会再有烦恼，从而达到不生不灭的解脱境界，这就是常说的涅槃。

第四个道谛，就是道路的道，是指通向灭，也就是通向解脱涅槃的道路。佛法中的八正道，就是指达到涅槃的八种方法，这些方法后来又不断细分。但是，这些道路都非常难走，目标也不清晰，因为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很难真正消除。佛法从四圣谛出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中发展出很多种修持方法和派别，禅宗就是其中之一。

佛教所说的修持，就是对佛法的奉行，最主要的方法是戒定慧。

戒就是戒律，人的欲望此起彼伏、非常强烈，所以相对应的戒条也特别复杂，和尚要遵守的比丘戒是250条，尼姑要遵守的比丘尼戒更多，有384条。但戒律并不强迫，如果感觉自己不能坚持，可以选择还俗，而且将来还可以再出家修行。

在理论上，一个和尚可以出家和还俗七次。定就是指禅定了，禅定的要求是抛弃杂念，集中精神思索佛法要义。慧就是智慧的慧，是禅定所要实现的目标。在佛教的语言环境里，智和慧各有含义，智是认识世间万物的洞察力，慧是领悟超越世间万物法则的能力，慧是保证佛教徒能真正笃信笃行佛法的心理力量。

“禅”这个字，是从古印度的梵文音译过来的，最开始的修禅方法，是进行安静深入的思索。

为什么参禅要强调深入思索呢？因为按照佛家对世界的认识，想要实现觉悟，必须把现实中能感受到的一切，都看成虚无空幻，而把佛教教义中那些常人理解不了的境界，比如说涅槃，看成是实在的。这就要对世俗经验和原来的思想进行一次彻底改变，切断旧有认知，把整个观念颠倒过来。

这个过程，经常伴随着禁欲苦行等辅助方式，总之，是很艰难的。我们常说的“勇猛精进”这个词，就是佛家的修行术语。所以，有些青年自称为佛系青年，其实根本配不上佛系，佛家修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地瘫倒、无所用心就能达成的，而是需要应对比日常压力强大得多的毅力和勇气。

佛家有一种顽强的精神勇气，对人的欲望等现实，采取坚决的逆向行动，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思想方式。

中国最早从东汉开始翻译佛经，到南北朝时，北方已经有了许多修行禅法的僧人和信徒，有些高僧的言行，已经和后来记载的禅宗故事很像了。

达摩被认为是中土禅宗的祖师。据考证，达摩大约是公元520年前后，也就是南北朝时期，由印度来到中国，达摩曾经和南朝的梁武帝谈论过佛法，但梁武帝所追求的是世间福报，而达摩讲的是出世解脱，两个人谈得并不投机。于是，达摩北行到了嵩山少林寺。达摩禅法的依据是《楞伽（qié）经》，主旨就是禅定思索要心如墙壁，不容许妄念和执念侵入，直到达成破除一切后的空寂境界。

从达摩算起，传到第五祖弘忍时，就有了一对最广为人知的禅宗人物：慧能和神秀。要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达摩是位名义上的祖师，今天的禅宗是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

《六祖坛经》和慧能的故事，你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很多人都知道那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但这个故事实在太重要了，甚至有人说，慧能之前，只有禅学而没有禅宗。

慧能三十多岁时向五祖弘忍学法，弘忍问他：“你是岭南来的蛮夷，怎么能成佛呢？”你看，这就是古代的地域歧视，连高僧也不能避免。慧能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了一句话，“人有南北，而佛性无南北”，这让弘忍相当吃惊。

八个月后，弘忍准备在弟子中选一个传授衣钵，也就是做他的接班人。方法是每人做一篇偈（jì）子，偈是赞颂词的意思，是佛门弟子用来表达思想成果的感言，形式像短诗。

在弘忍当时的弟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神秀，神秀做的偈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慧能听到神秀的偈后，也做了一篇，就是那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师父弘忍听到，就让慧能夜里到他那里去。当晚，他为慧能讲说了《金刚经》，当慧能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时，立刻大悟。弘忍知道慧能已经悟了本性，就定他为六代祖，送他秘密回广东曹溪隐居。

十几年后，在广州法性寺的一场讲经大会上，出席的僧人针对风吹动了旗幡的情景，辩论究竟是风动还是幡动，慧能走上前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震动了全场。讲经的印宗法师认定，这个人一定就是传闻中得到五祖衣法的慧能，于是他为慧能剃度，到这时，慧能才正式成为出家人。

慧能开创了禅宗中的南宗，也叫顿教。今天所说的禅宗，其实是慧能创建的南宗顿教。从学理上说，慧能才是禅宗的创始人。在顿悟法门里，最重要的是认识本性，一旦认识到了，就能立即解脱，解脱了就是佛。

与慧能的南宗相对的，是神秀创立的北宗。相比天资过人的慧能，神秀是个苦学积累的知识分子，他不接受顿悟那种“听了一句话，立刻大彻大悟”的浪漫情况，他主张学佛就要下慢功夫去逐渐认知心性，也就是渐悟。

北宗的渐悟相比于南宗的顿悟，严格地说，不是时间长短，而是阶段性的区别，渐悟主张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提到境界，类似于要沿着台阶爬山，而顿悟则像是在山下徘徊一阵后一跃而上。其实，从菩提达摩到弘忍，主张都类似于渐悟，反倒是神秀更接近他们。

在当时，神秀也要比慧能风光，武则天和唐中宗都对神秀非常推崇，长安洛阳这样的核心区域，都是神秀的北宗天下，神秀还一度被公众视作禅宗的六祖。

按照胡适的考证，真正树立南宗和慧能地位的，是慧能的大弟子神会。神会在慧能死后三十年，向北宗发起了正式挑战，他在滑台大云寺召集了规模盛大的大会，说南宗才是菩提达摩的正宗传人，在公开辩论中击败了北宗代表。不久后，神会和门徒作的讲述慧能传法经过的《六祖坛经》开始流行，这逐渐确立了南宗的正统地位。在学术历史上常常是这样，要想广为人知，需要有传奇故事，有著作流传，还要有好学生推广。

南宗能够成为正统，除了因为皇家也开始偏向于南宗以外，还有内在的原因：南宗主张的顿悟更简便易行，连祖师都不识字，这让人人都看到了成佛的希望，适合广大信徒的口味。

在禅宗内部，从慧能以后，就不再有七祖八祖了。刚才我们说的神会，给南宗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他的身份也只是慧能门下开宗立派的五大弟子之一，按照禅宗术语，自立一个派别，叫做有家业下传。

慧能门下这五名弟子分别是青原行思、南岳怀丈、菏泽神会、南阳慧忠和永嘉玄觉，你看，他们的名字分成两部分，前面的是山名、地名或寺名，后面的是法名，这种名字是后来禅师的标准格式。

这是因为南宗胜利以后，迅速占领了全国的名山大寺。受禅宗传衣钵的习俗影响，和尚们都很喜欢标榜自己的山头，有的干脆不用法名，而以地名自称。比如，禅师中最有名的赵州和尚，本来的法名是从谂（shěn），但世间叫他赵州和尚，用他的山头来称呼他。

慧能之后，南宗的宗派也变得越来越多，从唐晚期到北宋中期，最有影响的有五宗和两派，这七个宗派的教义是一样的，都是求顿悟、求解脱，区别是具体方法和师徒传承，这被称为各宗派的“家风”。其中，有一个宗派叫临济宗，影响最大。临济宗的家风是当机立断、单刀直入，最有代表性的传授方式，叫当头棒喝。

除了禅宗，佛教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大的宗派，具体有十三宗或十宗的分类法。其中，像藏传佛教的密宗，有很多神秘的修持方法。

唐玄宗曾将印度来的密宗僧人尊奉为国师，唐以后，密宗在内地就逐渐衰落了，而在藏区越来越盛行。还有强调严格遵守戒律的律宗，就是法律的律，像高僧李叔同就是律宗法师；还有像净土宗，因为宣称只要每天念佛号千万遍，就可以往生净土，一直很受平民大众欢迎。但真正深刻影响中国文化思想的，还是要数禅宗。据记载，到宋代以后，中国的寺院已经大多都属于禅宗了。

季羡林有一个观点，他觉得顿悟不仅对修行者来说简便易行，而且能解决宗教信仰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排斥佛法活动，都和僧人过多影响经济发展有关。而且，禅宗自己也提倡僧人劳动，唐代著名的禅师百丈怀海制定过“百丈清规”，要求禅宗僧人参与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顺应世俗社会的经济规律，是禅宗盛行的社会基础。

在20世纪，铃木大拙等日本佛学家将禅宗介绍到了西方，当时的西方，正在寻求着通向后现代主义的新思想。此时，强调直觉、不受逻辑束缚的禅宗，正好与西方文化形成强烈互补。如今，经西方理解的禅宗，又以商业理念、生活观念、流行文化的形式，重新影响建立现代性的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

禅宗从六祖以后，除了宗派越来越繁杂，禅师们的传法方式，也从明白讲述变成了用谜语式的言行来传达了，形成了许多禅宗公案。

禅宗公案，就是记载禅师传法和开悟的语录和案例。记载这种案例的书，叫灯录，灯光的灯，记录的录。意思是传法就像传递一盏明灯，灯也是佛教仪式里的重要法器。最有名的禅宗经典《五灯会元》，就是五部灯录的合编。

禅宗的书，在古代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里，属于子部。古代文人公认，在子部里，禅是最难读懂的，但也是他们最喜欢谈论的，因为禅宗充满了思想和美感的谜团，是一种有趣的智力游戏。

比如说，青原惟信禅师有一段有名的语录，他说：老僧我年轻没有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有一定道行（héng）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如今在晚年，重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他问：这三种见解，是相同还是不同？

我们虽然知道这代表着三种精神层次，但也很难准确理解描述，尤其是第三重，重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本性与山水已经合一，还是返璞归真，或者是认知了本性就可以忘记过程？这让许多读者反复琢磨。假如去问惟信和尚本人，他也不会说。搞不好还要拿出棒子来，再给你来个当头棒喝。这也是一类标准的公案。比如，马祖道一讲法时就这样，众人刚到齐，他就一言不发地下课了。

公案虽然被称为通往开悟的敲门砖，但也有观点认为：公案的质量不一，有些水平并不高；而且也非常个人化，只针对具体情况，并没有广泛意义。比如公案里最常见的问题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句话表面上是问达摩祖师到中土传法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在问佛法的要义是什么。相应的回答有几百处，有的回答是“你怎么不知道痛痒”，有的回答“庭前柏树子”，有的回答“不要诽谤祖师”，还有的回答是“去问院里的石柱子”等等，禅师们学习祖师慧能，喜欢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谈禅。

按照禅理的解释，他们随口说些看似没道理的话，是为了截断对方的思路，破除旧有的世界观。不过，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这么多的不同答案，不可能全都是对的，还有可能全都是错的。还有，道川禅师一向严守戒律，有一次因为疲倦而犯错被打，在挨打时，他突然开悟了。挨打的人多了，为什么只有他开悟，他悟出来的是什么呢？这样的公案，虽然读起来很有意思，但在难以理解的片语只言里，我们很难有实际收获。

不过，还是有一类公案是能给我们启发的。

比如，有人问慧海禅师该怎样做功课？他说，我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人家问，谁不是这样呢，难道都是做功课么？他说，不一样。他们该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该睡觉的时候不好好睡觉，有许多的计较和烦恼。得道的人，行动坐卧，纵横自在，都符合道。这有点儿类似儒家所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活境界。

也许，这也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真意了。禅师们在达到境界以后，表现得很潇洒，想喝酒就喝酒，想作诗就作诗，但又始终不脱离禅理。这对我们日常的患得患失，也是一种当头棒喝：到该干什么的时候，就放下胡思乱想去认真地干什么就是了。

从修持的目标上来说，禅宗与其他佛家宗派基本相同，通往禅宗顿悟的必经之路是破执，破坏的破，执着的执，就是把原来的世界观真正颠倒过来。具体如何破，就不是语言能准确表达的了。

禅师们的破执，甚至会一直破到佛祖这样的最高概念。他们认为，解脱不能外求，要完全靠自己的，所以，佛和祖师也都是心外的物，也不必执着于念经拜佛的形式。

为了表示这种坚决和雄壮的思想，禅师会呵佛骂祖。比如云门文偃禅师就说：“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什么‘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是没让我看见，要让我看见，一棒子就把他打死了喂狗，好落个清静。”这种咒骂祖师的言论很夸张，但也是为了表达不迷信权威、坚持独立证悟的特点，有点儿像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

在破执、开悟之后，禅师的心境会处于不被外物扰乱的状态，这种状态被称为禅悦。许多禅师的生活简陋，言行离奇，但并不是刻意苦行、标新立异，而是由于精神超脱、不在意现实世界。

唐代的道林禅师住在一棵松树上，在他的旁边就是个喜鹊窝，所以被叫做鹊巢和尚。白居易拜访他时说：“法师你住的地方也太危险了吧。”道林回答说：“太守你每天妄念起伏，思绪不宁，造成了因果罪业循环不停，不是比我还危险么？”

今天所说的断舍离的生活方法，深层次的追求，也可以理解成把自我从过剩物质里解放出来。对我们来说，欲望是不能彻底斩断、可能也不必彻底斩断的，但精神上的超脱，同样也是一种共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