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次让我们见识了他精神的几乎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虚构工作。
他给我们讲了在街上观察、有时甚至追随漫步者的乐趣，然后，笔锋突然一转，转到了一个路遇者身上。
我注意到有一个工人，他没有和妻子一起走路，只是领着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两人都有一副寡居者的忧愁神色。工人有三十几岁，脸呈菜色，一副病容，他穿戴整齐，一件穿旧了的礼服，纽扣上的蒙布早已磨穿掉落，领子上有了油垢，洗得干干净净的裤子像是从旧衣店里淘来的，高礼帽磨损得厉害。这工人像是个排字工，脸上的表情阴沉、冷峻，几近凶恶。他一手拉着男孩，像是在拖着他走。那孩子才两岁多的模样，脸色苍白，羸弱之极，外穿短上衣，脚套一双红帮的套靴，帽上饰有孔雀翎毛。他很累。父亲对他说了几句，也许在笑话他腿没劲。
小孩没回答他，走了三五步之后，父亲弯下腰抱起了他，小男孩像是很高兴，搂着他父亲的脖子。一被抱起来，他就看见了我，用十分惊讶的好奇目光打量着我。我向他点了点头，但他皱了皱眉，更紧地搂住了父亲的脖子。他俩真像是一对好朋友。
在路上，我喜欢观察行人，琢磨他们陌生的面孔，推测他们可能是些什么人，想象他们是如何生活的，都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等等。这一天，我被这一对父子吸引住了。我想象那男人的妻子、那孩子的母亲可能刚死不久。鳏夫每天都要去工厂上班，小孩则被托给一个老太婆看管。他们可能在地下室租了一小间房间，也许只有房间的一个角落。而今天是星期天，父亲带孩子去一个亲戚家串门，或许是死者的妹妹家。我想这个我们经常看不到的姨妈嫁给了一个小军官，住在地下室的大营房里，当然是一间单独房里。
她哭了一会儿她死去的姐姐，但很快止住了眼泪。鳏夫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伤，至少在上门拜访时是这样。他一直忧心忡忡，话语很少，只说了说钱的事，一会儿就闭嘴了。他们端来了茶炊，他们喝茶，小家伙坐在墙角的凳子上，噘着嘴，皱着眉，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姨妈和姨夫没怎么注意他。
他们给他拿来一片面包和一杯奶。小军官开始时一声不吭，后来当那个父亲训斥小家伙时，他突然开了一个粗野的玩笑。娃娃想马上就回家，父亲就再把他从维博尔格斯卡亚带回到利蒂耶那亚的家中。
第二天，父亲又去工厂，娃娃又和老太婆待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凭空瞎编。在同一本《作家日记》的一篇文章中，他叙述了审判科尔尼洛夫遗孀的经过，并以自己的方式构思了小说。当法庭调查的结果使罪行大白于天下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全猜到了。”并补充道，“一次机会使我得以去见科尔尼洛娃，我吃惊地看到，我的猜测几乎全符合事实，自然，我在某些细节上弄错了。科尔尼洛夫虽然是个农民，却穿戴打扮得如同一个西欧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出结论：“总之，我的错误并无重要性可言，我的猜想实质上是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为观察而观察。他的作品绝不诞生于对现实的观察，或者说，至少并不仅仅诞生于此。它也不是诞生于一个预先设计的思想，因此，它不是理论的，而是沉浸在现实之中，它诞生于思想与实践的相遇中，于两者的混合（英国人用的是Blending一词）之中。这两者紧密相结合，以至于很难说哪个因素超过了另一个因素，可以说，他小说中最为现实的场面，也是最富有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的场面，更确切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事件受孕于思想的产品。“这部小说的想法在我脑子中存在已有三年了。”1870年时，他这样写道（这里指的是他在九年以后才写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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