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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贸易打造的世界》
我们想强调指出，普通的人们，包括那些穷苦和生活在乡下的人，并非仅仅对全球的影响逆来顺受，事实上，他们是全球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当他们选择移民、选择新的农作物或布料纤维的时候，当他们抵制新的矿山或种植园侵占了他们的农田或清洁水源的时候，他们都改变了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些结果并非总是如人所愿。即使是当事人经过奋斗获得了成功，最后的结果却可能还是对其不利。
在 19 世纪之前，东南亚的人口分布一直相当分散，因此对松散人口的控制，要比对广袤土地的控制更为重要，这一特征使得东南亚的战争策略、政治体系、农耕方式、手工技艺等与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差异极大，其盈利方式也非常不同（从某些方面来看，东南亚其实和非洲国家更相似，而不像东亚国家）。
中国和马来商人经常在东南亚以不赚钱的低价销售英国的机器制造的衣物，换取更多的当地货物，以便从东南亚的港口运到广州，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
和市场的习俗一样，地区的形成，不仅仅是地理的结果，它们是历史演进的产物。然而，一旦它们形成了，就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技术的进步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尽管军事力量会企图强行撕破不合乎强权利益的旧的网络体系。
从文化的角度打动目标客户的人心要比让产品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更重要（本书的案例中讲述了土豆的缓慢传播和可口可乐的迅速流行，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带来的利润空间远远大于简单的产品制造。
为什么仓储业的改变会使得在北美洲定居变得有利可图；季风是如何帮助从南海到东非的贸易的；为什么让蚕推迟三个月孵化（这样养蚕就可以和农忙时间错开）的创新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工业化十分重要等等。
穆斯林和基督徒先后到也门的红海港口摩卡（ Mocha ）购买咖啡，也促成白银流入东方。当时摩卡是全球唯一的咖啡生产中心，独占咖啡出口生意百余年。赴麦加朝圣的信徒，将喝咖啡的嗜好从摩洛哥、埃及传播到波斯、印度、爪哇、奥斯曼帝国。最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其所举办的社交聚会上，将这一穆斯林饮料介绍给他的天主教贵族，他们以中国瓷器啜饮加了糖的咖啡，然后来根弗吉尼亚香烟，享受吞云吐雾之趣，而加在咖啡里的糖，产自非洲大西洋岛屿圣多美岛上的奴隶种植园（后来用巴西奴隶种植园的糖）。
18 世纪更早时，在那不勒斯，怒不可遏的消费者将一船马铃薯丢到海里，深信这些来自秘鲁的块茎有毒。与此同时，伦敦的时髦男女小心翼翼将磨碎的马铃薯撒进食物里，深信这种块茎食物有催情效果。
政治，一如经济，一直是左右国际贸易的主要力量。构成今日世界基础的市场结构，并非自然形成或势所必然的结果，并非开始就隐藏于某处而等待人去“打开”；相反的，市场，不管结果是好是坏，都是社会力量所建构，社会力量所牢牢植入
商品本身有其“社会生命”，在这“社会生命”里，商品的意义、用处、价值不断在改变；“供应”与“需求”，由具有爱、恨、瘾性的人，通过文化力量来决定，而非由具体化的“市场力量”决定。
在这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舞台里，成功落在努力有成者身上，但不必然落在最有才华、最苦干实干或最聪明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向来不是特别讲究道德的领域。奴隶买卖、海上劫掠、贩售毒品，往往比生产粮食或其他基本食物，利润丰厚得多。最后，我们若欲评价某交易或某事件的重要性，不只应了解该交易或事件的国际背景，还应了解其发生所在地的特殊之处。
人或许是聪明的动物，但几无证据显示人是天生“经济理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性是否真驱使人竭尽所能积累物质以追求个人最大的福祉，几无证据可资证明
图皮南巴人认为，法国人远渡大洋，卖力工作，只为替后代子孙积累财富，实在是“一等一的大疯子”。根据某耶稣会神父的记述，图皮南巴人一有够用的物资，就转而将时间投注在“村子里喝酒，发动战争，大肆恶作剧”之上。
从事长程贸易者，以帝国贵族的特使身份，交易奢侈品。他们基本上是公务员。一旦帝国瓦解，欧洲贸易商到来，这些老练的长程贸易商随之完全消失。
许多欧洲人在亚洲事业有成，还拜与当地人通婚之赐。荷属东印度公司代表娶马来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特别是巴厘岛人为妻（见本章第 10 节），以融入当地市场和社会。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最早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组成的现代企业之一，但两公司的代表仍倚赖联姻这个传统的商业联盟办法拓展生意。
近代早期福建人有一习惯做法，特别倚赖家乡的社会阶级，以确保海外生意不致遭人搞鬼垮掉。
契约仆役知道，如果（且只有）自己在海外干得好，光荣返乡，主人（才）会还他自由之身，收养他为义子，然后义父义母会替他找个上等人家的千金，完成他的终身大事。事业无成，返乡没什么好处。
在上海创办公共租界的洋人，最初希望创立的是一个由他们完全自治的纯白人聚居区；后来中国爆发内战，有钱的中国难民逃入租界，使租界内房租水涨船高，租界当局才打消种族隔离的念头，从而创造出一个由西方人治理而华人住民居多的聚居区。
以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福建为原乡的离散族群，是人数最多、最经久不衰的离散族群之一（ 1984 年，福建晋江有刚刚超过 100 万的居民，海外已知侨民数却超过 110 万）。福建离散族群还有一非常特别的特色。大部分贸易性离散族群都住在城市，但福建人还送出数百万子民去别的地方开垦耕种，这些地方包括从中国内地到东南亚、加勒比海地区、加州等多处。但奇怪的是，这两种离散族群在 19 世纪末之前几乎彼此没有关联，而在那之后，两者大部分都受到西方殖民者保护。
1850 年后，欧洲殖民统治更为稳固，日益工业化的欧洲母国，其内部需求遽增，情势随之改观。清一色白人的新一代投资人，开始从中国（和印度）招募许多精于农耕的人，引进到人口稀疏的热带地区（从刚刚排水抽干的湄公河三角洲到夏威夷等多个地方）。这些农人技术好，且低工资就可募得，因为他们在国内几乎无地可耕。福建贸易商再度参与其中，或担任劳力招募员，或开食品杂货店，或开当铺，或替出国工作的同胞撰写家书，但他们不是首要推动者，也不是从同胞血汗获利最多的人。
长远来看，纸钞比笨重的钱币更为脆弱。纸钞要得到使用者足够的信赖，才能流通于广大地区，因此，加印纸钞所引起的定期性通货膨胀，对纸钞实用性的伤害，远大于过量铸造受损的当地货币所带来的伤害。
没有哈里发所打造的有限一统局面（特别是在货币上），就不可能有这快速蓬勃的贸易，也不会有城市上层阶级对珍奇事物永无餍足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伊斯兰宽松的统治方式：只要乖乖上贡，地方统治者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大部分统治者允许各种信仰的贸易商自由来往各港间。战争频仍，但通常局限于陆地，海上仍畅通无阻。
抵抗十字军的伊斯兰战士，身穿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锁子甲，佩带以今日坦桑尼亚所开采的铁、在印度熔炼的钢剑，就是明证。长距离交易的商品，不只奢侈品，还包括面粉、柴枝之类又大又笨重的民生必需品。
葡萄牙人抵达时，这一体制已陷入困境。奴隶、不堪横征暴敛的小农、城市里的穷人造反；外敌入侵；还有生态问题导致经济萎缩、四分五裂。但贸易量仍然庞大，该体制所赖以运行的基本规则仍未动摇。这地区普遍认为海洋不属于任何人，而葡萄牙政府是第一个攻击这个基本理念的政府，且是第一个运用武力改变贸易路线的政府。
自泉州起航并远及斯里兰卡、印度和东非的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曾描述过他于大约 1330 年造访的一个既有马来人又有华人的海盗巢穴：这就是对今天被称为“新加坡”之地的最早记载。
富有商人不问祖籍何处，通常都让自己儿子中的几个接受中国经典教育，这样就能参加科举考试；最终，泉州仕子荣登科榜的人数在大约三百个州府中排名第六。尽管宋代社会理论上士大夫位于社会最顶层，而商人位于最底层，但事实上最富有的商人与官僚家庭自由往来并联姻，最成功的家族通常是官商结合（尽管不必然是同一代里既做官又经商）。
占城稻这种东南亚稻米品种，与中国本土的各个品种相比，成熟更快也更抗旱，它可能通过泉州进入中国，具有巨大影响。它不仅使水稻种植在许多新地方成为可能，也由于其快熟特性而使农民可以在同一块地里一年种植两季水稻（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一年三季）。
哥伦布到来前，印第安人的贸易范围极广。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初期，发现一艘来自他刚走访过之内陆地区的独木舟，载着他们所刚取得要拿去销售的西班牙货物，正划往邻近部族，绝非偶然。加勒比海地区岛民商业往来频繁。
葡萄牙贸易商转而将奴役目标指向习于在热带生活且习于农事的民族，即非洲黑奴。但购买黑奴的钱，超乎染料木贸易的利润所能支应。于是，葡萄牙人改而开辟甘蔗园。巴西的“黄金时代”，就在染料木时代结束之际展开。染料木成为无足轻重的商品，原住民遭驱赶到更偏远的内陆。如今，染料木时代的遗绪，就只能在巴西的国名里寻得。
供货无法确定，不只是因为船期不稳定，还因为码头、灯塔破旧，致使货物常在运送途中毁坏。海关则是糟得让人摇头！即使识时务用钱打点过，货物仍可能留上几星期才放行。此外，由于运送缓慢，货币不多，巴西、葡萄牙的零售商要求取货后六个月才付货款。
从 1619 年创立巴达维亚直到 19 世纪末期，荷兰卫道人士和垄断资本家不断在努力“驯服”这些女人，而至少最终有所成就；例如，较后几代女人似乎比前几代女人更遵守欧洲的两性道德观。随着长距离贸易欲成功需要更大的资本规模、更大范围的国际往来，欧洲公司和它们的华人、印度人经商伙伴（全是男性），也愈来愈压缩这些女人做生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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