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习惯。这就是说，语言结构像是一种“自然”，它全面贯穿于作家的言语表达之中，然而却并不赋予后者以任何形式，甚至也不对其加以支持：语言结构像是一种抽象的真实领域，只是在它之外个别性语言的厚质（densité）才开始沉积下来。
语言结构含括着全部文学创作，差不多就像天空、大地、天地交接线为人类构成了一个熟悉的生态环境一样。与其说它像是一种材料的储存所，不如说像是一条地平线，换言之，既是一条界限又是一块栖止地，或某一机制中的可靠地段。作家实际上不从语言结构之中汲取任何东西：对他来说，语言结构相当于一条界限，越过了这条界限或许就进入了语言的一个超自然领域。语言结构是一种行为的场所，是一种可能性的确定和期待。它不是一种社会性承诺的场所，而只是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反射，是人类的而非作家的“未分财产”（propriété indivise）。它存在于文学的惯习（rituel）之外，它是按其本性而非由于选择而成为社会性对象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自自然然地将作家的自由插入不透明的（opacité）语言结构中去，因为穿过语言结构的乃是整个历史，其完整性和统一性犹如自然本身。
因此对作家来说，语言结构仅只是人类的一条地平线，它从远处形成了某种熟悉性（familiarité），而其性质则是否定性的。当我们说加缪和凯诺说着同一种语言时，只是按照一种不同的程序去假定，他们都不说古代的或未来派的语言。作家的语言结构摇摆在废弃的形式与未知的形式之间，与其说它是一种基础，不如说它是一种极限；语言结构是作家不可能在将其说出后而不像俄尔菲（Orphé）回头时那样失去其方法之稳定意指作用及其社交性之基本姿态的全部几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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