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想起：其实我本来应该……我应该……但是她想不下去了，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因为，现在她已经被卷进这出新戏不得脱身。
茨威格在这个故事里力图描述的，是世界大战后衰落的市民阶层面对陌生世界的不甘、绝望与沮丧。他们的生命被战争一截两段，仍然有着未被磨灭的、对美好生活的幻想，但这幻想最终只能狠狠地撞击在冰冷的现实中，激起层层痛苦的、悲剧性的浪花。
克里斯蒂娜出身于老欧洲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拥有着幸福快乐的童年。然而，在十六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切似乎急转直下，哥哥与姐夫上前线去了，而随着战争而来的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父亲失去了工作，家庭财政状况顿时陷入窘境，贫穷带来了真正的生活的苦涩。由于支出盈余捉襟见肘，父亲早早地因为病痛而逝去了，而母亲的健康状况也遭到了贫穷的威胁。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的年岁里，克里斯蒂娜不断地同前线伤亡数字、同支票算术与账本打交道，心灵逐渐陷入了麻木。战后，当她参加乡村俱乐部的舞会时，望着那些战后长大的、活力四射的姑娘们，忽然意识到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早已逝去，衰老与贫困已经无可避免，战争偷走了她的青春，让她只能在邮局逼仄狭小的空间里同枯燥无味的数字票据打交道，更别提就连这职位也是亲戚施舍来的。
就当克里斯蒂娜打算就这样将就地继续生活下去，同在战争中战败的奥地利一同衰朽下去的时候，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打破了她生活的平衡。远嫁美国的姨妈携着富有的丈夫回到欧洲度假，邀请克里斯蒂娜一同前去，作为这些年来忘记关照自己姐姐一家的补偿。忐忑不安、战战兢兢踏上旅途的克里斯蒂娜根本不会料到在瑞士的疗养院里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姨妈用各种精致的礼服与化妆品将克里斯蒂娜打扮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姐。直到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底子其实并不差，那么，她凭什么不能像那些真正的贵族小姐那样享受生活呢？克里斯蒂娜迅速地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同度假区里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甚至因为一次名字的误读，她理顺成章地成为了“克里斯蒂娜•冯•博伦贵族小姐”，而不再是那个生活在贫困中的“克里斯蒂娜•凡•霍夫莱纳”。面对这一变化，她是惊恐的、带有一种天然的“冒充者综合征”，然而那个被压抑许久的青春的冲动终究还是被唤醒了——她是快乐的，别的所有人都是那么美好，世界是多么美好。她感觉自己觉醒了。
克里斯蒂娜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很久，就像泡沫破灭那样，随着“假身份”的败露，那些之前她眼中善良而快乐的人们似乎一下子换上了一副不怀好意的、嘲讽的面具，而姨妈也害怕关于克里斯蒂娜出身的问题会牵连到她自己，决定即日结束假期。这一连串变故彻底击碎了克里斯蒂娜的美梦，也彻底击碎了她的自尊，让她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寒酸的、毫无背景的邮局职员罢了。心灰意冷的她独自回到那个冰冷的、贫困的家中，麻木地就连母亲亡故的消息也不能触动分毫。压抑、沮丧与愤怒包围了她，凭什么她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她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不甘心。
一种想要摆脱一切的冲动控制了克里斯蒂娜。她梦游似地回到了维也纳，来到了姐姐家，却意外地邂逅了姐夫的老战友，退伍士兵斐迪南。这个年轻人在战争中逃过一劫，却阴差阳错地被滞留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度过了艰辛的两年，回来时却压断了一根手指，而战前家庭里的不动产因为被换成了纸币，在通货膨胀中沦为了废纸。命运捉弄了这个年轻人，导致他现在既无法继续读大学、圆建筑师的梦，又因为手指的问题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甚至因为老家因战败条约赎给了意大利且没有及时变更国籍连退伍军人补贴都拿不到，只有连续不断的、噩梦一般的手续程序。斐迪南的愤世嫉俗与绝望沮丧感染不了他的老战友，却感染了克里斯蒂娜。他就像她那样，对战争、对社会、对国家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怨憎。斐迪南与克里斯蒂娜这两个天涯沦落人迅速地亲近起来，但因为贫困，他们连一场像样的约会都无法组织起来，两个人都意识到，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会崩溃的。于是，斐迪南提议自杀，克里斯蒂娜迅速地接受了这一约定，但在自杀前夕，斐迪南望着克里斯蒂娜经手的那些大额钞票，邪念忽生。
没有什么不正义的，他们安慰自己，这只是拿回战争从他们这儿偷走的东西、拿回国家从他们这儿偷走的东西。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斐迪南编纂了一套计划书，一套远走天涯的计划书，故事在克里斯蒂娜读完计划书点头微笑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克里斯蒂娜的故事让人不禁联想到莫泊桑的那篇《项链》，尤其是“变形”的情节，女主人公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寒酸的市井女子过渡到上流社会里那华贵的、“幸福的”、洋溢着无边快乐的贵妇人，怎样在其中迷失了自我，又怎样跌落下来，重新回到压抑的、无趣的日常生活中去。但不同的是，玛蒂尔德为了两万法郎的债务不惜辛勤工作十年，而克里斯蒂娜为了几万克朗不惜铤而走险，踏上一条真正的不归路；当然，玛蒂尔德没有别人可以怪罪，而克里斯蒂娜则坚信着国家这个大盗，应该偿还她本应得到的东西。我想强调的是，克里斯蒂娜与玛蒂尔德之间存在着一些更本质的同质性，你可以说那是一种属于市民阶层的虚荣，或者说是水仙花少年那般的某种自恋——当她们看着镜子里穿着华贵衣裳的美人，她们很自然地会惊叹，会陶醉，更会在心里默默发问：我并不比那些贵族小姐差到哪里去啊，凭什么我不能过上那种幸福快乐的生活呢？
这种思维方式的陷阱在于，那种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生活，真的是最高的幸福吗？她们会习惯性地把俊俏青年们的称赞、追捧当作一种乐趣，把舞会上的肢体扭动与摩擦、肩颈的厮蹭作为一种幸福，却忘记了更多人曾经遭受过的、现在仍在遭受的苦难，那些像她一样的同时代人，她急于摆脱那些琐碎的、丑陋的贫穷，尽管她曾经是他们的一份子，尽管她往日里在麻木之余仍会对那些可怜人抱有同情，但她见识了那些幸福后，便决意摆脱他们。而她的姨妈，同样从来不在丈夫面前透露自己贫穷时的经历，而一直以继承了大量财产的小姐身份出现在他眼前（钱财出自于上一个丈夫）。关于退伍士兵斐迪南，读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质疑，斐迪南到底是因为梦想被时代碾碎而愤怒，还是因为无法过上更美好生活、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愤怒呢？斐迪南那犬儒主义式的愤懑与悲哀，到底有几分合理性？他年轻时那解放穷人、追随社会主义的热情又到哪里去了呢，或许就像克里斯蒂娜姐夫那样，只要自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那就万事大吉了。那是一种小市民阶层的自恋：我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我是那么美丽、有才能，我必须追求那种生活，向上攀爬，否则只能在绝望中死去。
这种自恋被战争与时代彻底碾碎了。与之一同被碾碎的还有克里斯蒂娜的思考能力。然而在瑞士的度假中自恋再度被唤起，但思考能力似乎已经永不再来了。克里斯蒂娜的生存，呈现为一种感性的、情绪化的状态，在某种绝对的东西中丧失自我，是一种既没有开始，也没没有发展的姿态。所以当她得知瑞士度假疗养院的青年俊杰们都因为得知她的真实身份而开始刻意疏远她时，克里斯蒂娜终于爆发了歇斯底里的、癔症化的那一面；同样的，在与斐迪南的初夜中，她再次展露了自己的歇斯底里。这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任由情绪肆意地宣泄出来——这恰恰反映了克里斯蒂娜所代表的这种市民阶层的自恋是多么盲目，多么滑稽。
而克里斯蒂娜与斐迪南绝望的、感同身受的爱，或许也只是自恋的假象罢了。在斐迪南对她表露爱意之后，克里斯蒂娜感到的不仅仅是感动与热烈的迷恋，还有某种自豪，她爱着那种被爱的感觉，就像她在瑞士度假时得到的追捧那样——
她确有一点新的自豪感，觉出她正在被男人热烈地追逐着，她有了一种新的自信……她十分幸福地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知道有人在深深爱着自己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啊，她心中蓦地升起对这种爱慕之情加以报答的欲望。
而她与斐迪南的初夜，因为贫困，只能选择了一个环境恶劣的小旅馆，那“厚颜无耻等待着她使用”的双人床，那潮湿的床单，那昏暗的灯光，那隔壁传来令人作呕的声音，都让她感到一种无法扼制的恶心——这个环境，配不上她，她坚信如此。前来查房的巡警更是挫败了她的自尊，因为这一点，她逃也似地离开了那里。她永远也忘不了在瑞士度假的那十天，那改变她一生的十天，那让她“觉醒”的十天，从此以后，她根本无法忍受原先那种恶劣的生活。不难发现，在与斐迪南的交往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说，有多少爱指向了斐迪南，就有多少爱指向了她自己。
或许，克里斯蒂娜永远理解不了那种摒弃一切的爱，那种牺牲性的爱：“自我在爱中通过被给予而得到了充实，通过被舍弃而得到了强化”（伊格尔顿语）。当然，摒弃一切的、牺牲性的爱是极度危险的，尤其是在高风险的环境中，所以在现实性的实践中，不可能期待一种完全没有自恋的爱，我们唯一能期待的只是某种平衡，某种控制而已。
斐迪南与克里斯蒂娜之间那悲哀的、绝望的、自恋的爱，以及他们那疯狂的计划，当然也不能全部归咎于他们自己。就如他们自我辩解的那样，时代已经亏欠了他们太多，他们的需求与欲望也已被压抑了太久，就像那千百万人那样。而克里斯蒂娜那对贫穷同伴的嫌弃，也并不是完全令人唾弃的，毕竟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人都接受那那样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金钱的热烈追求。我们当然听过某人功成名就后回乡却遭到老乡的贪婪索要财产的事例，贫穷本身并不可怕，伴随着贫穷而产生的意志、品性与意识形态才是真正的恐怖之物。
相较于《变形的陶醉》，另一部近几年新出的法语小说《天上再见》或许更能打动我。同样是一战，两个普通的士兵阿尔伯特与爱德华在战争结束前夕遭到了军官出于私欲的不公对待，差点丢掉了性命，爱德华甚至失去了半张脸。于是在战争结束后两人决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报复，不仅是对那个军官，更是对社会。在这里，报复只是纯粹的报复，恨只是纯粹的恨，而不掺杂那些复杂的爱与个人欲望。
“哦，亲爱的朋友啊，让我们，天上再见。”这是爱德华离去之时的告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比克里斯蒂娜与斐迪南要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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