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简意
——追记简意行隶书体创始人李传英
细数中华书法史,伟大的作品是自然的产儿,王羲之,无意间挥洒出行书《兰亭集序》,被尊为书圣,让万世追摹;
颜真卿,以无比的悲痛之情写下《祭侄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后人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也敬仰他的颜体。书写时颜真卿沉浸在无比悲愤中,来不及时时蘸墨,且用笔迅疾,书中多现渴笔枯笔,且有多处擦痕与涂改。但笔画之中,隐隐有一丝墨线相连,有人用“脉血贯通”喻之。其实这正是中锋运笔,心正笔直之故也。
传世的作品又是一个时代的答案,锺繇应时代之需,创立了楷体,成为一代宗师;进入20世纪,李传英做为中国简牍书风的先行者,留下了汉简画意书法系列作品,在他离世18年后,他的汉简画意书法散发出国宝级的艺术魅力,骤然赢得了藏家的追捧。
发现汉简
李传英生于书圣王羲之、大书法家颜真卿故里,在墨香砚池熏陶下,自幼痴迷书法,三岁起便执笔习书,五岁即写颜柳大楷,以天才的细腻敏锐,深入帖学传统,孜孜不倦,名动乡里。启蒙老师本族祖父李殿钦断定他有极高天分,如专攻书法,之后必成大器。
他不负众望,临池不辍,博涉碑帖,十五岁学隶书,初宗《曹全碑》,后学《石门颂》;二十岁后写行草,宗法张旭、怀素。
三十岁始攻小楷,直取王羲之、王献之、赵孟頫、文徵明四大家之长,尤以文征明笔法更多,有“正以立骨,偏以取态”之势。
王羲之、王献之勤学苦练书法的故事,让他痴迷。
历史机遇降临到不懈追求的李传英面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大量竹简的发现,给了考古界极大的震动,首次面世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解开了孙膑孙武之间的千古之谜,几十种重要经书典籍、几万字竹简等资料,也震撼了李传英,我辈能亲眼目睹简牍书法。被埋没了二千多年的书法艺术珍品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代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这是以往碑帖不曾有的。
《流沙坠简》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书所载,有年号者,上自天汉下迄元康。汉简北宋出土者,早已无存,仅于汇帖中尚存其文,已经转相临写,非复原来面目。
汉代的大量碑刻,不足以说明整个两汉时期的书法风貌,更不足论证由秦隶至后来各体的演变过程。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
银雀山汉墓大量出土的竹简,既是书法,又是一种无价的文物,从中窥见书体发展的时代脉络,是中国古代书法的一朵奇葩。
使仅知习惯于汉隶碑帖的书坛,并没有注意汉简中大量墨迹的价值。然而,面对银雀山出土竹简,他发出如此感慨“对比竹简书法,我们当代人的书法只是皮毛”。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简牍,再现汉代章草的本来面目,活泼自由的结体,明显的用笔痕迹,更加多样的风格,给李传英先生思想的冲击。他隐约看到了中国汉字创制的源头与形成过程。如果说晋唐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这些书法大家成就不论多高,无不来源于对简牍的理解深化。
他通过研究简牍墨书的文脉传承、秦汉简牍的时代特征以及简牍帛书的理法等,发现了简牍墨书与东晋以降诸多书体的血肉关联的秘密,他隐约感到,于右任、钱君匋等民国书法大家独特的隶书风格来自简牍的启发,“二王”的书法才情、智永的功力、孙过庭的灵感,无不是简牍的神助。面对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像释子悟道般把书学的秘奥豁然贯通了。
百年来多次出土古简牍。第一批汉简是1899年由瑞典人斯文赫定于敦煌发现而得,运出海外,为人垄断,世莫得见。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在中国西北三次考古发现汉简,离习惯上的中国文化层距离较远,没能影响现代书家。此后,西北科考团和西北文化考察团分别在居延地区、玉门关和阳关等发掘出土简牍万余枚,但时逢国运多舛,中日之间即将发生战事,人们难有临摹机会。
解放后,在甘肃武威发现极少汉简,依然没能引起书家重视。
银雀山汉简似乎只为传承汉简精髓开创简意书体的李传英而出土。几十部汉简典籍真迹,不论是风格、用笔还是价值都让李传英醍醐灌顶,汉简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珍贵的遗产,浪漫飘逸,阳刚俊朗,率意粗犷、质朴自然,无意巧合了上千年书法家所追求的境界。
他梳理演变的轨迹欣喜发现,东晋王羲之帖学之前,从商周至东晋桓玄约一千七百年间,
“简牍墨书是有别于官方政令的流通于人与人之间的俗体(或体)文字”,“春秋或体”、“战国俗体”、“秦汉古隶”三个阶段的简牍墨书都在民间得到广泛应用。这些简牍形式为生活而书,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语)”,施展在其简上精妙的隶书与草书,都是自由抒发情感的佳作,字里行间流露出汉简书写者——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的雄风,流露出驻守于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奋争的广大下级吏卒的品格与个性。有的竖画,畅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了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的笔力美,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雄健的力量。那是远古先民所创造的充满深度文化的内涵,散发着原始意味的艺术魅力。简书书艺那种巨大的感人力量不溢于言表,截然不同的风格,无拘多变的结体、质朴率意的线条令他陶醉不已,让他魂牵梦绕,是他书法艺术思想的里程碑,是他书法艺术不断丰富的教科书。使他的书法创作有了无限的参考空间。
“西京隶势自堂堂,点画纷披态万方,何必残砖搜五凤,漆书天汉接元康”(启功)。他发现了汉简的美,汉简也发现了他。冥冥之中,他感到生于斯长于斯,是为了专攻简牍书法艺术弘扬竹简书法艺术的,以汉简为主线,不仅是一种书体形式的借鉴,又是一种书法精神的追求。
他从汉简史实看到了方向,仿佛一下子走进历代书法家的面前,不仅观摩作品,也听从教诲,为他的书法艺术研究创造了突破性条件。
当不少书家醉心于润格和钱财时,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重放灼人光芒的汉简,从汉简的价值中获得创新的勇气,远离庙堂,面壁20年,一直不求闻达,倾心于汉碑、汉简书法艺术的研究,寻找中国书法史上民间乡野的淳朴自然之风!
心生简意
汉简书法,因出世而传世。
东汉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他发现,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易写字写出新意,难书体书出精神”。如果说考古学能改变历史的话,那么它对李传英书法的启示、观念的改变,其作用则更为明显,李传英先生的书法风格因此大变,加之他的勤奋与刻苦,在前无古人的艺术领域,入而能出,独辟蹊径,“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 (石涛)
再现简意
汉简因他的文物性而体现出他的罕事价值。汉简书法无处不散发着那个辉煌时代的气息,所以它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独自营构着属于自己的书法话语体系。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书法艺术的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是“心”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结果。西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扬雄“书,心画也”的判断让他与汉简书风在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独上高楼,心为画,再现汉简画意。
他在临摹了银雀山汉简、楚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深入学习研究了简书的用笔、章法、布白后,墙上的一把二胡让他恍然大悟,限制就是一种艺术境界,两根丝弦拉出最美的音乐,舞蹈家靠脚尖跳出迷人的舞蹈,有限的竹简上,更能凸显出翰墨的神韵。
简牍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用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简牍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姿,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
他直取简牍形式进行书法创作,在宣纸上刷上底色长条,将隶字书写在色条上,犹如一枚枚简牍,字形或大或小,或长或扁,一任自然。一种不同于古代诸家的隶书风貌便呈现出来,字型错落有致、点画线条的浑厚质朴,构成了初期的“李体”风格。
他在“处江湖之远”的历史环境中,被动于时序化进程,不断丰富并延展着中国书法史的图式结构。
书法创作上溯殷商周秦之陶砖甲骨,旁务两汉魏晋之简帛方椟,近摹唐宋明清之风骨神韵,独掌汉简笔意、风格行隶书体。
整整八十年代,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代表他书风成熟的汉简笔意书法作品问世,书界才恍然大悟,他的书法不仅功底深厚,笔墨高古,神彩俱臻,风格独具,而且真正成为开启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简牍书风的第一人。李传英先生书法首开中国汉简风格至今无出其右。
用笔上,既汲取这些前人书法营养,又抛开固有文本,进行再拆解,再创造,赋予他更为深广的艺术认知与“陌生化”的创变精神。
他对汉简中过分夸张的撇、竖笔划进行了收缩处理,使其含蓄而不失高古与厚重,同时,他调整了简牍字迹隶意甚浓的扁平结构,进行适度拉长,在上下文本的贯气上极尽立轴类作品书写时的抒情意味。行笔辅以北碑及章草笔致,避免了汉简线条油滑的轻浮感,且在线条的粗细变化上强化了对比,在字节的律动中生发出勃勃生机。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一点一画均内含筋骨,力在其中。
整体上,融碑帖与汉简于一炉,所获得的艺术图式既与历史传统有关,却又属于“己法”。继承传统而不泥古,独创新意而无矫揉造作,遒劲多姿,韵味天然,蕴藏了高古豪健的雄浑气象,可谓沉睡于民间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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