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载过什么酒，他日擦试过，又是新的瓶子。忍不过眼前，便没有日后。
小时候读《湘行散记》，里面其实很多是沈从文写给张充和的情书，比如这一句：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湘行散记》的介绍是在读者上看到的，初中的时候伯父看到我在看《读者》，没有做数学作业，便会一顿骂，于是只能偷偷看。
彼时只是十二三岁的豆蔻梢，订了一学年的《读者》后，大伯父决定不让我再订这本语文老师要求全班同学都订的杂志。于是当语文老师在自习课上问我为什么不订的时候，我只能说，家里订了，再订就重了。
初中的周末住在伯父家，一来我要补课，二来从县城到老家，来回二十块的车费，当时舍不得。伯父是中学语文老师，对于我周末住在他们家的决定，他或许也是不满的，无奈的。大部分时候都只有我们两人一起吃饭，伯母有两份工作，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姐，那时候刚上大学。伯父会在我们两人单独吃饭的时候，毫不忌讳地告诉我，让我周六周天回老家去，我说我要补课，他会说，补完课回去，路费他给我出。有一回我真的回去了，伯母又打来电话，劈头盖脸一顿饭，说我不打招呼就跑回家。
是委屈的，于是初中很沉默。甚至有怨恨，这种情绪一直存在，没有办法消解。
二十四岁的时候，我选择放下固有的工作圈，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许大部分人的内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可是十分神奇的是，我想年龄带给我更多的，是从容，是一种清脆却不刺耳的混响。
我了解了更多关于伯父的事情。作为八十年代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伯父年轻的时候也有过意气风发的时刻，读的是尼采，谈论的是红楼、老庄，可是伯父现在连书都不怎么看了。他在生活的缝隙中变成了一个离不开视频软件、麻木的中年人。
中年人的日子是很苦的，老父不理解自己，做得多也讨不到好脸色；工作上比不过二十多的年轻人，临退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已，涨工资更是天方夜谭；唯一算得上人生亮色的，是自己的子女倒是教育得很好，工作好，生活好，这就只有这一点，可以拿来当作生活的慰藉。失去了自我了。对于伯父来讲，他人生中最华彩的时候，就是十九岁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了。从那以后，便是人生的下坡路。
大概是由于个性、家境、眼界的限制吧，伯父没有选择在单位里，努力地向上爬，只是想单纯地教书，做好本职工作就好。生命中的大部分精力，都被他用在了经营家庭生活上，做饭、洗衣、给女儿梳头，做这些事情他是开心的，享受的。很难讲做出这个选择是好是坏，一个男人选择只把工作当作养家糊口的工具，在单位里并没有更多的付出，在往前走一步的时候选择了退回家庭，而老婆则是又当会计又教书，收入自然比你高，于是伯父在后来的岁月中变成了一个絮叨啰嗦的男人，没有办法做更大的决定，因为做决定就意味着要担责任，不敢担责任所以就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反复纠结，絮叨与啰嗦与其说是性格的问题，不如说是在刷存在感。如果甘心做一个居家男人，或许也不错，但是这个社会对男人的要求，不是说你能拿工资就可以了。世俗的成功是先有财，再立名，伯父没有办法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样，六零年代的人，内心是传统的，对自己的期望跟自己的现状差别巨大，伯父的痛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痛苦到最后，变成了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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