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定格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当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就守在家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前，准备收听晚上八点播出的《各地新闻报纸摘要》节目。
整点报时后的二十点到了。在《东方红》的乐曲之后，传来男播音员雄厚的声音：下面播报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发布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这篇最高指示给中国千百万家庭带来了刻骨铭心的印记。两个名词深深嵌入历史的年轮，那就是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
我匆匆地穿戴厚实，戴上棉帽顶着寒风出了单元楼门，走进了狂啸呼嚎的西北风中。这是我上中学后第一次迎来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王殿尊老师曾经说过，每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我们都要赶到学校，一起游行庆祝。这可是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态度问题。很巧，住在八号楼的张琪、王平和张行伟从南边走来，我们汇集一起，从地坛小学东边然后穿过蛮子营向学校走去。
天色已经很暗，风中摇曳的路灯闪着点点缀缀的昏黄灯光，照着我们脚下崎岖不平的小路。在我们的前面和后面，都是三三两两的同学，向着一个方向走去。拐过了两道弯就进入了主路。这条路叫安外大街，上面跑着的是十八路和五十八路公共汽车，从安定门城楼直接向北蜿蜒，经过甘水桥，经过小关，直指立水桥，也就是现在的奥运村附近。北京一四五中学就在甘水桥汽车站的西侧。
进入主路以后，从蒋宅口方向走过来的人流与从蛮子营方向穿过来的人流交汇在一起，汇成了一股更大的人流，连绵不绝地向前滚动。北京一四五中学的第一批入校学生，粗略估算也是三百人呀！
我被震撼了。信仰这个东西是潜移默化的，自觉自愿的，不是被绑架被勒令被屈从被强迫的。大家都是听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才走向学校参加庆祝活动。
张琪和张行伟各有一个哥哥，他们的哥哥显然是知识青年，也显然面临走出北京去上山下乡的历史命运。只不过张行伟的哥哥年龄还小，不是老三届的学生，还有思想准备的时间。王平是家中老大，没有哥哥姐姐走出北京的问题。当然，他们想的是如何庆祝最高指示的发表，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没有考虑。我们在人群中追逐着嬉笑着打闹着，与街上的人流一起流进了学校。
校门口已经是灯火辉煌了。特大号的白炽灯从传达室内拉出来，挂在传达室门口的海棠树上，发出嗞嗞的声音。负责学校后勤工作的李大头（忘记名字）老师正在忙着准备锣鼓釵等家什，那张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沁出了粒粒汗珠。大冷的天能够出汗，也说明李大头老师够费力了。在毛主席最高指示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学校鼓号队还没有建立起来。待鼓号队建立后，类似最高指示发表的庆祝活动，鼓号队承担了烘托气氛的重要任务。
一连一排在全校的游行队伍中排在最前面，顺带承担锣鼓釵的敲打任务。我看见李大头老师安排四个男生将一面直径一米的大红鼓放在一辆有货箱的三轮车上。殿尊老师指定高景汉和王福隆打鼓，刘燕生打釵，王光一打小釵，潘伟宜打锣。指定白华和张行伟骑三轮车。何增礼老师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在虔诚的热烈的气氛中，我们顶着寒风从学校到蒋宅口，然后往东走向和平里医院往北，经过建筑研究院门口折向西，从北郊木材厂门口经过并穿过甘水桥十字路口返回学校。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游行距离约为两至三公里。
那天晚间，北京城可太热闹了。一路游行走来，我们看见一路锣鼓，一路口号，一路激情，一路欢悦。虽然北京那天的天气很冷，但是人们的热度不减。等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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