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第一次照相是在什么时候。我的同龄人很多都有自己百岁、或生日的照片,稚嫩的小脸蛋就像水泡过的花生米,肉嘟嘟地可爱。可我一张也没有,弟弟也没有。我问过妈妈为什么我们姐弟俩没有这种能留点念想的东西,妈妈立马垂下眼帘,好像是挨了批评的学生,叹口气说:“连饭都吃不上,还有心思照相。”
为了今天的日更,我把家里那几本大相册翻出来,足足有六个大厚本子。这些影集大都是我刚工作那几年毕业的学生送的。这些影集已经有三十多岁了,它们就像掉光了牙包不住饭的老太太,看了这张,那张就从老化的塑料皮里钻出来,有几张黑白照片勾起我难忘的回忆。
我十岁那年,爸爸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他们单位有个姓刘的大个子是单位专门照相的。我记得他身高一米八多,脸黑黑的,长长的,妈妈笑话他长个驴脸。他脖子上整天挂个相机,相机外面装个套子,就像鬼子的手枪套。爸爸说单位里的人见了他就像战士见了首长一样,希望能给自己留个倩影。
那次爸爸告诉我们他要请大刘来给我们全家照相。我们听说后兴奋得像是要上台表演似的,挑选最适合照相的衣服。其实也没有什么可选的,那个年代大人们穿的衣服好像不分男女,几乎都是清一色绿色、灰色、蓝色的这些素色。我们的衣服也是妈妈自己做的,没什么好看的。
爸爸积极在家里找拍照的背景。我记得爸爸找来一条大板凳,我们一家四口都站在上面,极目远眺,颇有点当年红卫兵的气势。爸妈当时是多么年轻。爸爸三十六岁、妈妈三十二岁,意气风发,笑容灿烂。
登高望远之后,又开始把茄子地、辣椒地做背景。弟弟钻进茄子架下,穿着一件绿色的小背心,把玩着架子上一根根大紫茄子,颇有万点紫中一点绿的感觉。我梳着两根辫子,不是长辫子,辫梢扎一个蝴蝶结,身穿格子布小褂,活像个村妮。
我们变着组合拍照,就像阅兵场的变队,一会儿我们全家四人合照,一会儿爸爸和妈妈,弟弟和爸爸、弟弟和妈妈,我和弟弟,我和爸爸…..
果然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爸爸给他招待的饭菜、烟酒没有白费,大刘在院子跟随我们的组合蹦来跳去,凳上凳下,好像在拍一部动作片。
过了几天不见出片,我们就像地主催租子一样天天催爸爸。爸爸总说等等。过了好久,爸爸终于拿回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彩照,都是黑白。大刘挺够意思,把这些照片都放成大尺寸的,看着过瘾。爸爸和妈妈趴在桌子上像研究地图似的一张张看,我恨不得有个放大镜,把茄子地里的七星瓢虫找出来。
多少年后,我们自己买了相机,我的第一台黑白相机用胶卷,用完以后再换一卷。胶卷需要在暗室了曝光后,再冲洗。我最对不起妈妈的一件事就是我随妈妈、三姨一行人到丹东,妈妈那天特意带了一件花色衣服,像蝴蝶一样在树丛中嬉笑,我抢了很多镜头,但是在我换第二卷胶卷的时候不慎爆了光,整个胶卷废了,那些欢歌笑语的画面永远找不回来了。
这些年,相机的更新换代像孙悟空翻跟头,变得我们都跟不上脚步。数码相机、单反相机、录像机、数码摄像机……后来什么都不用了,用手机最方便。现在又要用无人机…..
我看着这些老照片,我的思绪像长了翅膀,“十年后,我们用什么照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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