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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避免谈论令人悲伤的话题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这种情形甚至都被安上了一个名字。数十年前，心理学家用“缄默效应”定义人们避免谈论坏消息的情形。
例如，医生会在告知患者检查结果不乐观时踌躇不已，而管理者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下属被解雇的消息。
我的同事、脸书全球多元化部门主管麦克西恩·威廉斯告诉我，许多人在面临与种族有关的事情时都会出现“缄默效应”。
“在一位未佩枪的黑人因警察要检查他的持枪许可而被击毙之后，那些看过相关新闻的白人、住在黑人社区的人，甚至是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马克西恩说，“人们对待种族受害者就像对待丧亲的人一样，沉默得可怕。
身处悲痛时，你应清楚两件事：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不疯狂，以及你可以提供支持。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对他们来说就是对事实的全然否定。”
保持沉默，常常会加深家人、朋友以及同事间的隔阂，即使是在一般情况下，保留自己的想法也会让他人感到不舒服。
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中有1/4的女性和2/3的男性宁可选择接受电击，也不愿独自待上15分钟。
沉默会加剧痛苦。
至于我自己，只有在和亲友谈起戴夫时，我才会感到舒服。一些朋友和同事会给我创造一个主动敞开心扉的环境，心理学家称他们为“接纳者”。
接纳者和没有问题的朋友不同，他们会提问，而且不带任何评判地聆听；他们享受和他人联结的感觉。
在危急时刻，接纳者会创造出完全不同的环境，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别脆弱的人来说。
我从未想过自己也有分享障碍。和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我一直是什么话题都愿意聊聊的那个人。
我会问朋友：“你喜欢他吗？他的吻功如何？”工作时，我总是不断地要求他人的反馈，却经常听人说我要的反馈太多了。
但是，处于悲痛中时，我却不愿意用自己的问题困扰他人，也不愿意提到戴夫，除非大家真的想谈起他。
接纳者并不总是你最亲密的朋友。经历过悲剧的人往往会向正在经历悲剧的人表达更多的同情，
作家安娜·昆德伦发现，人们会与“彼此认同”的人互诉悲伤。
有调查表明，退伍军人、性侵受害者，以及失去子女的父母，往往会从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那里得到最多的支持和帮助。
梅乐告诉我，大屠杀的幸存者来到美国后，“他们感到孤独，因此彼此联结，这就是幸存者俱乐部存在的原因。
真正理解他们的人，都是有相同经历的人”。这一点非常正确。
洛杉矶的朋友科林·萨默斯在戴夫的葬礼上见到我时，他没有说“节哀顺变”，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4岁时，父亲去世了。”
“哦，太好了！”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样，接着我赶紧说：“我不是说这件事太好了，而是你现在的样子太棒了！你给了我希望！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能像你一样。”
他拥抱着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相信我，你的孩子一定比你想的更坚强。”
这种情形并不是我最舒心的社交体验，但是在那样糟糕的一天，他的话让我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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