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在美国妇幼皆知，她知名的程度绝对不下于她在中国。图为1999年4月14日，北京一家放映好莱坞卡通大片《木兰》的电影院。
花木兰在美国是一个妇幼皆知的人物，她在美国的知名程度绝对不下于她在中国。究其原因虽然离不开1998年迪士尼卡通大片《木兰》的影响。但若论起为什么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历史故事中，好莱坞的大导和制片们何以独独对花木兰情有独钟，就离不开更深层次的文化探讨，而不能简简单单地从商业角度去解释。
美国文化中的基督博爱精神
美国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文化基础之上，博爱是基督文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主要人道价值，耶稣基督更是为爱而舍己的最高博爱榜样。
初来乍到美国的中国人稍稍花点儿心思观察观察美国社会，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寺院和道观大都建在山里；而到了美国，教堂却都建在闹市。
原因为何呢？这就要牵扯到佛道两教与基督教在修练方法上的区别：传统修佛修道求善求真的人，先要看破红尘，方可达到舍尽的境界；基督教则是另辟蹊径，讲究为爱而舍己，当你爱他人的程度能达到爱你的亲人的时候，你就不难为他人做出你只会为亲人而做出的舍。
同是为达到一个舍的境界，道路的不一样决定了道场选择的不同：和尚道士要远离红尘，寺庙道观当然只能建在山里。 而基督徒要爱别人，教堂当然就只能建在闹市了。要是把教堂建在荒山野岭人迹不到的地方，哪来的人让你爱呢？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古来不论是求佛求道还是西方宗教，难都难在一个舍字。和尚道士出了家，了无牵挂化缘为生，舍起来还容易些。红尘中打滚的人，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离不开少不了。给人多一点，自己就少一分。现代人还有房子、孩子、车子、职场升迁、事业打拼，样样只怕不够，谈舍？难喽。要在凡胎凡质的凡夫俗子中找一个为爱而舍己的榜样，更是难上加难。
难吗？是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大名鼎鼎的花木兰就是一个，而且还是位东方女子，充满了神秘的异国情调——卖点超群。这就是花木兰得到好莱坞青睐的原因。
花木兰是忠孝两全的典范
谈到花木兰，很多中国人都会说她是孝的典范。其实这是以偏概全的解释。应该说：花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的典范。这就牵扯到孔学里讲的忠该如何解释的问题。按曾子在《孝经》里引用孔老夫子的说法，孝为德之本，忠的意思是孝天下，是把天下人都当成自己的父母去孝敬。木兰之所以被奉为至孝，是她不但照顾父亲的生活，更为年迈的父亲完成他的心愿。
我们许多人对父母的孝止于对他们生活的照顾，但对老人更多的心愿和要求，则往往有些不耐烦。这就是孔老夫子在《论语》里谈到的“色难”：不耐烦，把难看的脸色给老人看。花木兰没像一般的寻常女子一样去责怪父亲老胳膊老腿还自不量力要去精忠报国，这就是她作为女中豪杰的不同之处。木兰深谙中华文化中“忠”之一字的涵义，所以她不但能理解父亲的情怀，而且要代父从军，替父亲完成为国尽忠的心愿。这就不但是至孝，而且至忠，是忠孝两全。而且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去看这个忠：将天下人都当成自己的父母去孝敬，这不就是博爱、这不就是大爱吗？
美国重视家庭观念与自由
明白了忠孝与博爱的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就不难理解美国人喜爱花木兰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但美国人喜欢木兰的原因却远远不仅于此，还有更精彩的。美国文化还有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强烈的家庭观念；另一个则是美国文化的招牌──自由。
强烈的家庭观念与自由，使得美国人更喜爱花木兰。图为位于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
美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博爱一样，同源于基督文化。而自由与平权，则是由美国的国父们如杰佛逊、华盛顿、潘恩等所奠定，由后来的杰出领袖如林肯等所巩固和发展。从1773年波士顿茶党运动打出：“不从民意，就别收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口号开始，美国文化就一直崇尚“小政府，大社会”。原因很简单，政府越大，法规越多，个人的自由就越少。
那么如果我们从崇尚家庭和自由这两个角度去看木兰的故事，又会看到什么呢？木兰驰骋疆场十二年，战争结束时，皇恩加封高官厚禄，不料木兰却不为所动。报效国家之后，木兰的唯一心愿是回家侍奉年迈的老父。
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我们仔细地玩味一下，木兰价值观中不同价值的孰轻孰重是怎样摆放的呢？忠（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孝待天下人），摆在了第一位；家庭，摆在了第二位；而最不重要的摆在第三位的是什么？是皇帝、朝廷，或者说是政府。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博爱第一，家庭第二；政府嘛，既不产粮食，也不炼钢铁，更不造汽车，本来就是一个不得不要的东西，当然越小越好。行文至此，中西文化便殊途同归了。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误解中华文化 真人版《木兰》恶评如潮
值得一提的是，本来迪士尼1998年的卡通版《木兰》已经把许多中华文化的元素带给了西方社会，但不料因为看到花木兰成为了一个妇孺尽知，老幼皆喜的人物，好莱坞的片商们觉得有利可图，于是又在2020年推出一部真人表演版的《木兰》故事片。结果是画蛇添足，恶评如潮。
新版《木兰》之所以失败，从文化角度讲是因为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个是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误解，另一个则是受了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
新版《木兰》对儒学中“忠”这个字的解释完全是基于对皇帝一人的“忠”，这就既不符合古代的儒家文化，也不符合现代的美国文化，当然就更谈不上中西合璧了。
新版《木兰》受现代西方女权运动和近年来美国左派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运动的影响，一厢情愿地将木兰最大的心愿，演绎为她极其渴望他人对自身女性性别的认同，所有的故事情节皆围绕着这个心愿而展开。于是，为了得到他人对自己女性性别的认同，木兰变得不顾一切，忠与孝都不如性别认同重要了。新版影片把木兰从一个拥有博爱之孝、天下胸怀的奇女子，变成了一个极端自我的角色。
不过好在花木兰的形象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公众即使不喜欢新版的《木兰》电影，也不会影响人们对花木兰本身的喜爱。
在文章的最后，因为谈的是花木兰，所以就得加一句：花木兰、穆桂英、杨家将这些人物，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形象与其在历史上的原型有诸多差距。这也是这些人物被后世诸多争议的地方。
但对后世文化和历史产生更大影响的，是其文化意义而非其历史原型。所以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花木兰，而不是在考证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没发生过什么。不论后世传唱的花木兰与历史上真实的花木兰区别有多大，花木兰对后世的历史影响都是无法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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