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心理可能还是有春秋贵族那种“义”的概念的,轻生死,重大义,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成就——哪怕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但是在为了“精神的完整”而抛弃一些现实利益方面,总是让人感叹的——且不论这种感叹是赞叹还是慨叹或嗟叹。项或可算是理想主义者。相对,刘邦大约可称是现实主义者。成长经历、对社会的看法、做事的底线、对未来的预期都不一样。有种说法,每个人都是自己思维局限的“奴隶”。生物学上有基因概念,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据此演绎出“模因”概念。大体是说人的行为、意识受制于文化观念而不自知,形成一个心理认知“框框”。人在决定自己选择时,很难脱出这个“框框”。人在决定自己行为时,真正“自由”的“自主决定力”其实很小的。按现在史记的记载,说该不该杀刘邦,站在项羽利益集团其他人角度,比如范增等,当然该杀。但是项羽有其固有“思维桎梏”。在那一刻他可能在“义”和“利”的取舍中选择了前者。单纯把项羽理解成看不出这是个好机会也有点把项羽看轻。站在事后角度看那是他最好的机会。但当时,项羽认为他随时可杀刘邦,不见得要用这种有违“贵族风范”的手段。再有,在他的“世界观”里,最终是要和诸侯共分天下的。杀了刘邦等于背叛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世界秩序”。他对自己内心怎么交代,对其他诸侯怎么交代?怎么维护自我人格的完整,怎么构建自己理想中的“战后新秩序”。现在史记里记载的两段打动项羽的说辞,一是项伯向项羽转述的刘邦说辞;二是樊哙闯帐的慷慨陈词,极有可能都是张良“捉刀”。两番言辞就很好的抓住了项羽这个心理。项羽打动人心的特质之一就是他的贵族气,这种气质加上悲情英雄的宿命,使他的形象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性存在。人人都脱不了现实,但人人内心也都需要“非现实”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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