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指初中以前的所有教育形式，狭义上指九年义务教育，广义上还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也有人把高中阶段的教育归入基础教育范畴。
教育，教书育人之意，发展到今天，大都普遍忽视了“育”，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了“教”上面。言是传，身是教，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正身明法、上行下效等都是教，这就为教师的“师范”——“可以师法的的模范”定好了基调。西汉杨雄说过“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职业的特征就被概括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明确强调了教师所负有塑造教育对象的重大使命，韩愈则非常明确的提出了教师的责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中国式基础教育轻视活动，轻视实践，侧重理论，以说教为主，分数至上，重视“高效课堂”，“向45分钟要成绩”，不能有效调动学生主体的能动性，太多的“一言堂”、“满堂灌”、“填鸭式”教学，太多的教师还是一本书、一支粉笔打天下，有的老师还是以一节课板书两三黑板为荣，我觉得这种基础教育方式还是少一点的好。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的课堂，双边活动搞得好，有的唱念做打表演得很好，很花哨，但都只是讲课比赛时采用，有的为了这一课，试讲了几十遍，不断修正，行内人都懂得，意义呢？现实中，谁会为了一堂课付出这么大精力呢？即使付出了，可能到头来只是“中看不中用”。我参加教学能手比赛的时候，抽完签，就给两天准备时间，自己做足功课，只试讲了一次就匆忙上阵，我倒是觉得这样才更考验一个人的教学基本功，更贴近教学实际。
有人说中国基础教育比美国成功，几乎所有中国小学生早就把九九表背得烂熟于胸，而美国学生只能靠计算器。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孩子比美国的聪明，毕竟两国教学理念不同。但九九表这类工具性常识确实非常有用，可以让答案信手拈来，也说明中国基础教育给孩子打好了底子。
中国人普遍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等等等等，只要好好读书，就能“遂平生志”。尤其对于贫穷家庭，无钱可撒，无路可钻，无爹可拼，读书可能是实现理想、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历史上、戏曲里、现实中，有着太多太多的事实。“烂忠厚没用的”范进逆来顺受、怯懦麻木、迂腐无能，可是他热衷功名，中举后，其粗鲁无礼、蛮横泼辣、趋炎附势、尖酸刻薄的岳父前倨后恭，一副势利眼丑态。范进就是靠着锲而不舍，从小人物成了文曲星，从“现世宝”成了“老爷”，从丑小鸭成了白天鹅，癞蛤蟆终于吃到了天鹅肉，这绝对是苦读书、读死书的功劳。所以，书中不仅仅有功名利禄，还有面子，男人的面子。
基于此，中国家长疯了一样的管教、甚至虐待孩子或者自虐，想方设法逼迫孩子变得优秀，因为家长彼此之间经常比较，面子不能输了，“虎爸虎妈”的横空出世也就不奇怪了，孩子成长的快乐被剥夺了，我特别希望看到像德国孩子一样通过立法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我们一起援疆的郭明娃医生，在一次饭后哭了半天，因为孩子成绩下降了，其实孩子才一年级。自己选择援疆，服务于新疆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照顾不上家庭，有些愧对孩子，而且孩子上学前，只是随心所欲的玩了，也没学点什么特长，有些后悔。但毕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援疆又是一份伟大的事业，是必须完成好的政治任务。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会耽误孩子、割舍家庭、远离老人，忠孝难两全。由此看出，我们中国人还是太注重基础教育，哪怕是初始年级的孩子，绝对不能放松，相对于英国、德国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负担要重得多，当然主要是“填鸭式”，孩子一回家就是做作业，家长一见到孩子就问作业，好像没什么其他活动。孩子成长的路线都是家长提前设计好了的，很少能有自己的选择，所以，郭医生的孩子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幸福指数是高的。
以英国为例，英国小学通常都设置了丰富的课余项目（这正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所缺乏的），从体育艺术，到社交技能，应有尽有：英式橄榄球、板球、足球、马术、游泳、象棋、舞蹈、戏剧、艺术、音乐、烹饪、周末社交……这么丰富多彩，有着足够的选择余地，根本不需要像中国孩子一样周末、假期学习什么特长了。这是为了在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培养他们广泛爱好，锻炼强健体魄，养成优雅独立的气质。英国小学生的课业相较中国小学生轻松多了，不少中国小学生由于课业负担过重，不久就成了“小眼镜”，从上学开始就失去了快乐。
刘嘉说过，中国的基础教育是领先的、成熟的，也是成功的，这话透着相当的自信。前段时间的BBC报道，就提到中国教师到英国去教英国学生，经过一学期，相比英国老师的教学，他们的成绩就提高了10%。但中国的大学教育却是失败的，从理念到实践，都非常落后，因为大学的教学方式与中学区别不大，难怪那么多孩子出国留学，即使代价很大也在所不惜，而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则直言“我不相信中国今天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士人通过察举和征辟做官，只要是人才，德行够好，无需通过考试，根据董仲舒建议设立了专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太学。隋朝第一次出现科举制度，改变了之前的士族门阀制度，唐朝出现武举、殿试，科举制基本完善。科举制度的出现真正实现了莘莘学子的“学而优则仕”，这可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甚至是艰苦卓绝的学习过程才可能发生蜕变，太多的人屡战屡败，比如四大才子之首的文征明“十试科场，屡试不第”；蒲松龄连续十几次参加乡试，全部落榜，只好买故事写书，却成就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美名；洪秀全则是屡战屡败后导致心理失衡而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典范。要想高中，就必须学好古文，练好书法，写的文章要迎合口味，在现代就必须参加高考，如果家庭环境比较差，就应该更努力，你要坚信寒门出学子、才子、贵子，那是穷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唯一的出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多诱人！
有一首诗最能说明学子们考中前后的天壤之别，即唐朝孟郊写的七言绝句《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人多次落第，考中后，策马奔驰于春花烂漫的长安道上，神采飞扬、心花怒放、得意至极。
正式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秋闱）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中者称“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会试（春闱）则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礼部举行，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即状元、榜眼、探花。如果一个人连拿解元、会元、状元，即为“连中三元”，据说，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只出了18名，编纂《永乐大典》的解缙，即是“连中三元”的顶级学霸。
有些朝代不重视科举，不重视教育，不注重文化。元朝是马背民族，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把行业分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十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社会地位低下。清朝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中的佼佼者，他的《教馆诗》饶有风趣：
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
这首诗传神地写出了封建时代塾师的地位及职业的甘苦，语言浅显、通俗，无可奈何之情与得意洋洋之态令人哭笑不得，塾师几乎成了仕途无望的落魄文人的象征，“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没有他那种特有经历的人，是很难写出这样的诗、这样的感情来的。
明代朱载堉发明了十二平均律，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他有一首《教学难》很有意思：
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
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
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
在古代私塾教育中，“打”是施教严厉的重要体现，“一片无情竹, 不打书不读”，教鞭与戒尺成为维持教学秩序、震慑顽皮孩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持师道尊严的有力手段，家长、社会都认可。只要不是“打”得太过分，都希望私塾先生严一些，这与当今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心态是一致的，我的学生家长经常要求我，该打就打。但我们的教育法规定，不能打骂讽刺挖苦，其实今天太多的孩子像是瓷娃娃，打不得骂不得，心理极其脆弱。
以前，听过一句话，“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如鲠在喉，很难受。原来，学生个个优秀，教师个个窝囊，其实时间久了也就释然了，我们没学会点金术，顽石不会变成金子。孔圣人也不过教出了72个优秀毕业生，优秀率2.4%，低得可怜。现在教师也要与时俱进，“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不要批评，要把“你真棒”变成口头禅。问题是我们会不会“捧杀”？有些孩子还是需要当头棒喝的。没有经历挫折的孩子，很容易出问题，受了一点点委屈就要杀人，就要投毒，就要自由落体，融化在蓝天里。把不棒说成棒，时间长了，孩子们本来不棒，却真地以为自己很棒、很帅、很了不起。这些孩子，在家当小太阳，小皇帝没问题，走上社会，非碰壁不可！
人与人的先天禀赋千差万别，我们的教育方式从基础教育阶段就抹煞了个性的发展，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让孩子变成了冬青树，一般高，一般齐。而我们的中考也是恶狠狠地比成绩，努力为高考做铺垫，高考也改变了过去的精英教育模式，这是最公平的硬伤。大学应该进行的差异化教育无法开展，也没有人愿意开展。结果，读完大学，毕业即失业，为了延缓失业，考研。
只要我们的高考指挥棒不变，基础教育就很难改观，即使基础教育还能够让我们的专家们首肯。但我们要反思，要向英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办学理念、教育教学方式。只是坐在现有成果上自我陶醉，对自己的基础教育水平津津乐道，显然是坐井观天。
现在，有美国的教育专家说，中国的教育是最好的，我有点懵，到底谁说的正确？还是人家给我们灌迷汤？人家不唱衰我们，我们自己一定要清醒！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