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方的海上活动
要说明清时期的海洋活动，第一反应可能是郑和下西洋。一方面，郑和下西洋确实挺伟大，这壮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将近九十年，船队的规模也是哥伦布望尘莫及的。哥伦布的船只只有三艘小船，郑和的船队有两百多艘大船，哥伦布的期间，船的长度还不如郑和舰队当中一般的船的宽度。但另一方面，郑和的壮举是肯定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纯官方行为，而不是民间行为。郑和下西洋，要的是显示天朝国威，要的是一个派头，而不是斤斤计较挣可几毛钱。民间行为则是要赚钱的，不赚钱的事就没人干了。由于大明的海禁政策，郑和船队遮天蔽日，但后面不可能有民间的船队跟上。朝廷总这么烧钱，却没法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把烧的钱收回来，这样的事情当然持续不下去了。梁启超也曾评价，说郑和下西洋这件事，基本上就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自娱自乐而已。
哥伦布那种小破船开创的事业，为什么就能持续下去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过程呢？因为其中的行为主体起于民间，一群又一群的冒险家到海外去博机会，多数没博成就死了。少数博成的就发了大财，发财的家伙再用这笔钱反过来促成欧洲国家的政治变化。因此可以知道海上和陆地上的秩序原则是不一样的，在陆地上可以靠帝国的征服来解决问题，而到海上去活动，要想能够坚持得下去，一定是以发达的贸易为基础，这就只能以民间行为为主。民间贸易累积了巨额财富，推动着国家政治变迁。变迁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国家要出动海军力量，保护民间商人们在远方的贸易利益，商人则从贸易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税，以便支撑国家的这种军事行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秩序以及它们所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明朝民间的海上活动
古代中国是否有民间力量要到海上去贸易呢？当然有，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变得地狭人稠，这些地方的百姓，靠种地已经不够吃了，有很多是到海上讨生活的。他们通过家族成员迁徙的方式，在很多重要的贸易港口都有自己的据点，发展期遍布中国海地区的贸易网络。东南亚很多贸易城邦以朝贡贸易的名义和中国这边做生意。实际上居间操作的，多半也是这些华人，他们形成了很大的海上力量。但对于这些人来说很郁闷的是，大明朝一立国，就开始了海禁政策，也就是不允许民间到海上去贸易了。为什么大明要搞海禁呢？
明朝开国的时候把人分成四种户籍，搞起了一种准计划经济。这个政策让大明王朝在货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能比较快地恢复经济。但是对于准计划经济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不能让人随意移动，否则没法计划了，所以大明必须得搞海禁，以免沿海的人到处乱跑。问题是，朝廷能够搞海禁，可是民间到海上贸易的需求还在，东南沿海地狭人稠的状况，到了明朝越来越严重，朝廷又没法给这些人找到别的饭吃。不让做贸易了，这些人就只能变成海盗，进行走私贸易。东亚海面上这些海盗被称作倭寇，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是一群日本海盗，实际上倭寇里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是马仔，真正的大Boss都是中国人。
当时最有名的倭寇首领是安徽徽州人，叫做汪直。汪直极为精明能干，逐渐把各路走私商人都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海盗走私集团，差不多垄断了整个东亚海面上的贸易。他把大本营设置在日本长崎，在这立国号为宋，自称徽王。他募集了大批的日本武士听他号令，手下有五千多人作为常备武装，必要的时候能够鼓动差不多十万人。汪直长期是大明朝剿倭寇的重点对象，后来被逮着杀掉了。大明没想到，此后倭寇问题反倒更严重了，因为过去的各种倭寇海盗还是受汪直节制的，大明要想谈判的话，还知道找谁去谈。汪直死了，各种倭寇海盗没有了统一的头目，大明不知道该跟谁去谈判了，这成了明朝中后期极为头痛的一个问题。到最后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不是靠戚继光剿倭寇的神勇，而是靠开放海禁。能够合法经商的话，人们做海盗的冲动就下降了。
郑成功的海上帝国
虽然大明朝廷开放了海禁，却仍然严格限制对日本的贸易，只是有限度地开放了对东南亚的贸易，就仍然给了海盗生长的空间。到了明朝末年，又一个强大的海盗兼海商崛起了，这就是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郑芝龙以长崎和台南两个地方作为他的海上大本营，纵横东亚洋面。巅峰时期，他手上有超过三千搜大小船只，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军队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南阳人甚至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任何人要到东亚海面上做生意，都必须向郑家交保护费，一艘大船要交三千两白银，交了保护费，就会得到郑家的一面令旗，可以平安航行。荷兰人是那个时代欧洲的海商霸主，但是到了东亚照样得给郑家交保护费。
郑家在东亚洋面的这种保护费生意，每年入账上千万两白银，富可敌国。而由于这个大海盗的存在，其他小海盗都被灭掉了，东亚洋面上反倒获得了一种秩序。说郑家而不是郑芝龙的原因在于，他在崇祯年间被大明招安了，到了大清入关之后，又投降了清朝，他的庞大的海上帝国就被他坚决不肯降清的儿子郑成功继承了下来。郑成功接手这个海上帝国还是颇费力气的，但是接手下来之后，就以厦门为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反清复明战争。在清兵入关十几年后，郑成功还走水路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北伐，从长江顺流而上，差点攻克南京，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次战役结束后，郑成功反思失败的原因，决定进驻台湾，毕竟厦门这个根据地还是小了点。当时的台湾已经被荷兰人侵占了三十多年，但毕竟郑成功才是东亚海上霸主。郑成功攻打台湾虽然费了些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但荷兰人肯定是扛不住的，到台湾被郑成功打下来时，大清这边顺治已经不在了，康熙继位。但是很快这个帝国就要坚持不住了，不是因为郑成功攻克台湾没多久就去世了，而是因为康熙朝一开始就颁布了迁海令，规定从山东向南到广东，沿海二十里的范围内不许住人，都得迁到内地，沿海的船只也都毁掉，寸板不许入海。
庞大的大陆市场一下子关闭了，郑成功的继承者马上遇到了财政困难，郑氏家族在台湾又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最终被大清灭掉了。为什么汪直和郑成功最终都没有成功，而是都被大陆帝国给灭掉了呢？和后来到来的英国人对比一下，问题就很明显了。张成功面对的大清，还在初创时期，清朝的统治仍未被中原百姓普遍接受，而郑成功手下有约二十万将士。英国人所面对的大清，是康乾盛世之后的时期，清朝的统治早就获得了百姓的认同，英军在鸦片战争中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万人，并且这时英国对大清的武器优势并不是很大。两者相比较来看，郑成功面对的困难比英国人小得多，那为什么郑成功最终失败了，而英国人却成功了呢？原因就得到海上帝国的生存逻辑中来找了。
英国人建立的是一个全球海洋帝国，它依赖的是全球市场。而郑成功、汪直他们建立的只是一个东亚海洋帝国，依赖的只是东亚大陆市场。海上贸易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那就是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建立，也就是说，我到远方去做生意，贸易上方都相信对方会依照合同履约的。如果不能建立远距离的信用机制，就意味着贸易成本极高，因为总得用军队来强制对方履约，这种贸易成本，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利润了，持续不了多久。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规则上的共识，只要双方都认同这个规则，发生纠纷大家也能有公认的解决机制，那么贸易就能低成本持续。因为这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贸易还能不断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汪直、郑成功这些人远距离贸易的信用机制是什么呢？他们的共识基础是同乡关系、宗族关系、妈祖信仰等。这就很麻烦了，这样的一种信用机制，扩展力有限，没法扩展到陌生人社会。在空间上，大概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往更远扩展就很难了。如果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最大的市场就在大陆，这意味着，会在本质上被大陆帝国掐住脖子，最终大陆帝国想剿灭就能剿灭你。为什么清朝非但奈何不了英国人，反倒吃了英国人的亏？因为英国人是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起了一套能够突破熟人社会的普遍信用机制。这使得他们可以以全球海洋为单位，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整个世界市场为活动单位，世界市场对大陆帝国的市场是有压制力的。如果只以东亚海面为活动单位，则大陆市场有压制力的，所以英国不会被大清反制，反倒会压制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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