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尼尔.弗格森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里斯讲座系列创作整理而成，该系列播出时题为法治与其敌人。作者在此书中贯穿的主线，西方的衰落与制度的衰落紧密相连，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法治和文明社会，作为西方社会的四大支柱，曾成就了公元16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在世界独领风骚的地位，然而，如今反思西方社会日渐衰落，这些制度的衰退令人扼腕叹息。
在书的前沿作者引用日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经济和政治自由不折不扣的胜利，是西方社会的真正胜利，并宣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史的终点就是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得到普及，也就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这一大胆的预测，时过境迁，经济自由主义的标签俨然成为有色标签，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对西方民主制度公开表示不屑。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对西方的衰落的深刻反思，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以其渊博的知识，独特的历史视角，集结此书，以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多方位的视角阐述他对西方的衰落的认知，从其睿智而深刻的分析方式，结合相关的调查数据，旁征博引历史名人对西方的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的看法，用于佐证其独特的历史观。
全书分为四大章节，人类蜂巢，达尔文经济，法律全景，社会文明与野蛮。再加前沿与结语，前沿部分谈到超越去杠杆化问题，其意为痛苦的减债过程，去杠杆化的产生是由于认为房地产价格会不断攀升而盲目跟风，导致现在的家庭和银行迫切需要减轻债务。传统应对债务过度化的问题，归结起来无外乎三种，一通过技术革新，审慎使用金融刺激受到，提高经济增长率，使之超过利率增长，二拖欠大量公共债务，通过银行破产，以摆脱私人债务负担，三通过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减免债务。然而主流的经济理论现已无法预测具体国家应就上述三种方式作何选择——是其中的某一种还是某几种组合。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然而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所产生的债务无法通过债务膨胀减免，又为什么会导致子孙后代被加上祖辈和父辈所欠下的债务。在人类蜂巢这一章节将会就这些疑问一一予以解答。全世界的贫富差距分化俨然不再是某一个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地区的制度不够健全，繁文缛节的行政审批手续，企业登记注册所遭遇的困境等等，都可以看做是贫穷国家之所以贫困的根源，然而透过制度来分析发达的西方社会，相比于贫困地区的制度，工业革命几百年的文明成果所变革而来的制度与贫穷地区国家的制度存在文明与落后之间的对比，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其腐败和垄断的精英阶层将法律和行政体制用来谋一己之利的本性却不尽相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上述观点，在富者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不能安全，而且随时可能被下层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利润。同时亚当斯密还提出一个反映社会退步的特点的重要理论，即静止状态的描述。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限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薪金极高的工作。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且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境遇是困苦的。进步状态是社会各阶层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同时亚当斯密还为同时代的中国长期处于的停滞静止状态配予良方，鼓励自由贸易和小型工商业，精简层级制，减少裙带资本主义。同西方社会大衰落的趋势而分析得出这时期的的法律和制度问题难辞其咎。
制度与人类的关系正如蜂巢之于蜜蜂，我们的政治组织远比经济组织更像蜜蜂社会，正是因为存在这一代制度，我们才能置身其中，作为集体而存在。制度有着自身的边界乃至壁垒，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着既定的规则。尼尔.弗格森为更好的说明西方制度的衰退，为我们打开了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的黑匣子，而接下来将分章节阐述尼尔的观点。
决定现代历史产物的是制度，正确的制度的社会可以实现繁荣昌盛，就算其中有些个人的恶行当道，也并无大碍)的这一节当中，作者引用这样一句名言作为序论的开始，从历史大分流的成因进行切入分析。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而且极富功效，但是制度或成长环境的功效要比自然伟大得多，并可以对出现问题的或不良自然条件进行修正，改变以及提高，使之成为良性。从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的有限权限模式转为开放权限模式的结论得出，国家要制定相应制度，以便精英阶层有可能建立非个人的精英间关系，然后为精英阶层创建并保持新的动力，以便在精英阶层内部成功地完全开放权限，这时，精英阶层会将个人特权转换为非个人权利，所有精英均被赋予权利构建组织，这里的逻辑关系已发生改变，从通过特权创租的自然状态逻辑，变为通过准入进行抽租的开放权限逻辑。而在过渡到开放权限系统之前，法治，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出现永久性的组织形式，实现政治对军队的集中控制则是成为精英阶层的三个门槛条件不可或缺的部分。以上有关于精英阶层的模式论述只是作为制度的某一个部分，而社会大的政治制度在福山的《政治秩序诸起源》里也可以找到其对现代政治秩序的概括，强大的国家，国家对于法治的尊崇和全体公民对社会的问责。同样英国的政治制度以最先拥有的包容性而非攫取型的国家，成为先进政治文明的典范。历史的经验证明，作为输出包容制度的西欧，其在宪政改革走在人类历史文明进步的前线，而现实状况下正在爆发革命政治冲突的国家能否取得宪政改革的成功，要看能否真正实现从攫取型的社会制度转向包容型制度，能否从寻租精英阶层的专制权力统治转向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
从分析光辉的制度到不光彩的革命， 债务与英国，以曼德维尔的诗为寓，宽敞的蜂巢有众多蜂蜜聚居，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奢华安逸；这蜂国素以法律和军队驰名，它繁育着庞大而勤劳的蜂群；这蜜蜂之国的确可以被列入，科学与勤勉的一方伟大苗圃。没有哪群蜂有过更好的政府，或者更无瑕疵，或者更不知足；他们既不是残暴君主的奴隶，亦未蒙受狂热民主制的治理，有一点却不会错，他们有国王，然而法律却高于君主的权杖。接下来谈到的是代际间的合伙关系，并提出一个常规性假设，即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政府总要优于不代表他们的政府。这不仅是因为民主本身就具备优越性，而且还因为代议制政府与专权的政府比较，前者可以更好地对民众不断变化的喜好做出反应，因此与专权政府统治者不同，会少犯严重的错误。而代际间的合伙关系该怎样理解呢，在埃德蒙.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我们能够寻找到最好的注释，真正的社会契约并非如让卢梭所述存在于君主和人民或公众意愿之间，而是存在于代与代之间的合伙关系。国家和法律所要为之奉献的首要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提防它的那些临时所有者和终身租用者不去考虑什么是他们从自己先人那里所得到的东西，或什么是应该留给后代的东西，而只是像十足的主人一样行事；他们不会认为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整个的原来的结构，从而割断永业，损害遗产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冒险留给后代的乃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一幢住宅——并且教导他们的后代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不尊重前人的制度一样。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国家是一种合伙关系，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在隔代之间存在大量的契约转移关系，但我们却发现，现今各国的财政政策确实在破坏这种和谐的合伙关系。成熟的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如何恢复这种代与代之间社会契约的和谐关系。
法治有着诸多敌人，但这其中最为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那些冗长而费解的法律的缔造者。达尔文经济这一章节讲述的是由放宽管制的幻想，监管下的危机，监管者由谁来监管，并就此阐述了不良的法律规定对经济监管所带来的影响，并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公法学家白芝浩的观点，商业粗糙而平庸的结构就是其生存的秘密，因为它包含着求变的趋势，而这正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王国的相似之处，是实现进步的基础。而前面以《蜜蜂的寓言》的价值，它用类比的方式极好地说明了良好政治制度所发挥的作用，而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谈到金融进化与生物进化的不同之处，前者是在监管架构总发生，后者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这其中就有非智能设计的概念提出，也即强调人的意识作用性。在谈到监管系统的脆弱性问题，纳西姆.塔勒布在《反脆弱》提出一个哲学的思考，脆弱的对立面是什么。答案不是稳健，也不是强大，因为这些仅仅意味着脆弱程度的降低，脆弱真正的对立面是反脆弱，只有经历干扰后能变得更加强大的系统，才能称得上是反脆弱的系统，监管的关键应在于强调反脆弱系统的设计，但是我们如今所考虑的监管却非事与愿违，由于其极度复杂其经常自相矛盾的目的，因此监管变得更加脆弱。文章还以伦巴第街的教训与银行家何以为例，从金融危机的教训到回归人性贪婪的本质如何得以有效的监控进行分析，并引出法治社会是否会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从前大文豪狄更斯笔下《荒凉山庄》的时代之问，法治是否沦为律师之治的疑问。
法律全景承接上一章节提出的疑问法治是否会沦为律师之治的疑问，从法律的诱惑引入，并以我们中国熟知的知名法律学者贺卫方教授论中国宪政的起步所观察到；西方法律环境与中国的法制现状形成有趣而鲜明的对比，二者之间体现出很多的区别与不同，虽然中国现代法律体制源自西方，但东西方在事物发展方面表现出诸多差异。那么是否可以做一种假设性的探讨，假如以西方的法律体制作为良性健康的体制来说，我们只需要复制其中最佳实践即可。问题的解惑从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说起，何谓法治，英国大法官汤姆.宾厄姆在《法治》中提出了七个标准。一、法律必须易懂，清晰，可预测，尽可能实现智慧 二、有关法律权利和责任的问题一般可以运用法律解决，而非通过自由裁决解决三、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客观差异（例如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区别对待。四、官员必须忠诚，公正地依法行使赋予他们的权力，不得超出此权力的限度之外 五、法律必须充分地保护基本人权六、必须在没有使用不当费用或导致过度拖延的情况下，提供解决当事人无法自行解决的善意民事纠纷的手段 七、国家提供的判决程序必须公正。英国法治历史是建立在三大原则之上。英国的法治的这些支柱都是普通法法院中司法决策慢慢渐进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先例而形成，其实并不存在清晰明确的原则声明，有的只是议会的司法记忆和条文创新的相互作用。与民主一样，法治这一层面而言本身是好的，就其所产生的物质结果而言，也是令人称道的。如今，鲜有哪些真理可以做到像法治这般被普遍认可，特别是它还限制了贪婪政府的攫取之手，因此有利于经济发展，历史上出现的社会停滞和当前社会不发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无法有效且低成本地确保合同的履行。从法律，经济，与历史的关系来分析，一些学者在与民法系国家进行比较总结得出：一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保护力度更大，二程序审批程序简化，更方便新企业进入市场三法院办事效率更高，得益于较少的形式主义内容。四对劳动市场管制较少 五有着更为广泛的强制信息披露要求 六出现资不抵债时，有着更有效的应对程序。在普通法下，司法决策的灵活性更大，因为普通法院有着更宽泛的标准选择，而不是拘泥于具体的法律法规。法律与维多利亚时代则有《荒凉山庄》对英国法庭的生动描述，原来这就是大法官庭，它就这样耗尽了人们的钱财和耐性，荡尽了人们的勇气和希望；它就这样使人心力憔悴，肝肠寸断；因为在法庭的辩护士当中，那些仁人君子少不了这样对人告诫——而且一直是这样告诫：纵有天大的冤屈，还是忍受为上，千万不要到这里来。”对于这段描述可能很多人不会予以认同狄更斯对法律社会做出完全公正的反映。当然这只是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对法治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巧妙的讽刺，同时也印证了法治并非尽善尽美的观点。法治的敌人又究竟是什么呢.国家安全体制对公民自由构成的影响，成文法的日益复杂,繁冗拖沓,法律成本的飙升。最后谈到世界范围的法律改革。在不发达国家建立法治体制主要经历四个阶段，减少暴力，保护财产权，对政府进行制度审查，防止公共部门出现腐败。然而这其中以中国作为特例，尽管不具备理想的法律体制，但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对于这一现象很多经济学者，法律学家都不能进行合理有效的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若不进行法治转型改革，那么就会出现制度限制的天花板，束缚其未来的增长。而这样的呼吁从国内的学者到体制内的开明人士，各阶层都在呼吁进行法治改革，但那只是希望，而没有真正得以落实，付诸实践。贺卫方教授以《仲夏夜之梦》中一段有趣的对白写道;一个角色变成了驴子，他的伙伴喊道;天哪！你变啦！将西方法律体系引入中国也是如此，把普通法照搬成中文，就像这个变成驴子的剧中角色波特，甚至更糟。
律师之治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正如政治社会中的人类蜂巢或市场经济的狩猎场，法律环境是我们生活所在的制度背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亦如自然界的环境风景，法律环境也是有机体，处于缓慢演化的历史进程，是司法生态环境的产物。所有的政治体制久经时日，都可能会发生僵化，这主要是因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使然。我们有时需要外部力量的猛烈冲击和无情荡涤，比如战争失利，将裙带关系和腐败乱象这些残渣余孽一扫而空，这样才能让法治返璞归真，回归德沃金所理解的法治本真。然而我们势必不会期盼未来的社会法治改革必须要经历这般痛苦的涅槃才能浴火重生。那么在制度出现如此多的问题改革究竟该如何推进呢。
社会文明与野蛮作为最后一个章节，提到这样一个观点，改革必将出自我们，出自公民之中。当我们打开公民社会的黑匣子之时，可能会思考，这类我们一度习以为常的活跃的民间组织偃旗息鼓时，我们局里自由社会的繁荣梦想有多远。在尼尔.弗格森看了公民社会的对立是不文明社会，不文明社会中的反社会行为问题甚至可以成为国家的问题。文章引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的公民自治的一些观点，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社团是现代民主社会中反对多数专政不可或缺的平衡手段，但是令他真正着迷的是非政治社团的存在，托克维尔在书中生动的描述了缺失社团生活后的未来社会的景象;我认为，到那时将出现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与这些人接触，但却好像感觉不到这些人的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有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们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而只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都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和密网盖住社会，最具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它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它不强迫人行动，但却不断妨碍人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它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只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托克维尔此番论述堪称精辟，不是新技术而是国家造成了这种局面，伴随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制度这种诱人承诺，国家成为公民社会的真正敌人。更进一步的大社会在于公民权益并非仅限于投票权，谋生权，守法权，同时还要有结社权，要与超越家庭范围之外的人群交往，在这其中，我们才会了解怎样制定和执行行为为准则，简言之，就是实现自我管理。我们所言的大社会不过是理想化的胡言乱语，其深层次的目的就是想让国家在该对最弱势群体担负起责任时，却不可救药地抽身而退。而更进一步的大社会不应该成为依赖国家，而包括在每个个体在内的积极主动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而充分受益。
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西方社会要走出衰落重现辉煌，尼尔提到只有再现公民社会的自治原则。重新回归到苏格兰启蒙时期，社会制度的矩阵异常良好，各种制度之间配合默契，相辅相成的历史盛况之中。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总结了一下不平等的起因，民主制度的不足，监管措施的脆弱性，着眼于律师治，不文明社会。城市的未来正以象征主义名言而发展着,有些事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些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知道，同样有些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所知。朋友，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拿枪的，一种是干活的，当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不平等状态所带来的深刻意义时，我们需要的并非一己之力，而是实现非功利性的建立属于我们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摆脱停滞不前的静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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