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用心铭记的的节日，千百年来我们选择了在这一天与我们的祖先进行心灵的对话，用一种朴素而虔诚的方式，来表达内心深处的那份铭记，无论是细雨霏霏，还是艳阳高照，这个节日，既有着生离死别，慎重追远的深切情思，又饱含着万物更新，生机勃勃的欣慰与感念，如此的情怀与行动也体现着清明节的与众不同。清明节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仪式，羊小咩一直认为清明节的内涵是对“身”的放下，对“心”的注视。只有这个时候仪式才能体现对祖先真正的敬畏和尊崇。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的这两句诗羊小咩感觉用在今天真的很合适，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特别是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着封建压迫和列强侵略的深重苦难，一代代仁人志士在黑暗中寻找救国救亡的的道路，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中天羊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处的甘肃地处祖国的西北，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这个历史的变革时期，他的命运无不与祖国的命运休戚与共，甘肃无数的仁人志士同样关注着这个苦难的民族，他们在呐喊、在奋斗、在奉献，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今天是清明节，是一个缅怀先贤的日子，就让我们走进他们其中的几位吧……
抗击八国联军甘军统帅董福祥
董福祥(1840年1月8日-1908年2月9日)，字星五，甘肃环县(当时属宁夏固原)人，清末著名将领，早年组织汉民民团反清，后在陕北被左宗棠部刘松山击败，投降清军，所部改编为董字三营，先后从刘松山、刘锦棠剿灭陕西、甘肃、西宁(今属青海)等处回民起义，升提督因其部属皆为甘肃各族子弟，故称甘军。1875年，他追随左宗棠参加了驱逐沙俄走狗，收复新疆的战役，并且在战役中屡获战功。
抗击八国联军甘军统帅董福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慈禧太后为加强宫廷保安，召董福祥入京。6月9日董福祥率部进入北京，驻守永安门。6月11日，董部奉命开入永定门，刚好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乘车欲出城郊探望经清廷总理衙门批准到使馆区保卫日本使馆的日本警卫队24人，董军营官喝问"何人"，杉山彬据实回答，然未说完已被营官抽刀刺杀，其尸体被甘军肢解，并剖腹取出腑脏，塞入马粪，再弃于路旁。杉山彬死后，慈禧太后派荣禄及启秀到日本使馆致歉，并召董福祥及端郡王载漪面斥，但李鸿章以如惩罚他则恐甘军哗变为由劝阻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本想拟谕旨惩凶的计划也只好作罢。事后，载漪称董福祥是了不起的好汉。
6月20日，清廷命令荣禄攻打使馆区，荣禄因怕当替罪羊负责任，先是装病交出兵权，后因懿旨难违，便命没有大炮只有土炮的董福祥部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而按下自己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董部甘军自6月20日至6月23日一连四天每日发炮三百多发，但无法对使馆区造成大损害。6月25日，荣禄奉旨停攻使馆，并派人送西瓜蔬菜等慰问品到各国使馆，又派人假扮走私贩将大量先进德制后膛枪等军火入使馆以加强使馆区的防卫。6月28日，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打打停停五十余日直至8月14日，始终未能攻下使馆区。
8月14日，八国联军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福祥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抵抗，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击伤其将军。8月15日，慈禧携光绪帝西逃，董福祥担任随扈大臣。10月26日抵达西安。
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期间，董福祥被八国指控为"首凶"，要求清政府将其处死。慈禧因其护驾有功，百般回护，最终以革职永不叙用论处。董福祥对此一决定非常不满，一度计划自行招募军队赴山西继续战斗。慈禧恐其破坏和谈，令光绪帝赐其手书"他日闻鼙鼓思将帅，舍尔其谁属哉"，要求他守时待变，以图再举，董福祥方才回乡隐居。后在金积一代屯田，并建庄园，人称董府。董福祥临终时，将所存军饷40万两上交国库，没有遗留给子孙。此举值得人称道。
陇上铁汉安维俊
陇上铁汉安维俊
清光绪十九年(1893)，一份满纸义愤、铁骨铮诤的奏疏，从东南沿海的福建直抵大清王朝的金銮大殿，如同万钧雷当空炸裂，顿时朝野震惊，因为这份奏疏的刀锋，直逼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大臣李鸿章和恩威并重实握皇家大权的慈禧太后。这份奏疏就是威震天下的《请诛李鸿章疏》，上疏者便是被誉为"陇上铁汉"的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甘肃秦安神明川人安维峻(字晓峰，号盘阿道人，生于1854年，卒于1925年)。
俗语道:"乱世出英雄"。但窃以为"乱世见英雄"这句话放在安维峻身上，方见其英雄真本色。幼年时，安父因三次乡试不第，遂绝意不仕，一心在家耕作，兼授子侄功课。安维峻自小便受到其父的严格教育，同治十二年(1873)，他十九岁时，应试考取第一名，得拔贡生，以七品小官在刑部供职。光绪元年(1875)8月，左宗棠以陕甘总督资格，监试陕甘分闱后的甘肃第一次乡试，应试者3000余人，安维峻考取第一解元，光绪六年(1880)朝考为进土，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
此时的中国，当政者昏聩无能，软弱又自负。为臣者欺上瞒下，唯求一己之富贵和荣华。阿谀奉承，买官鬻爵，投机钻营，谁愿负国家之重轭？谁又愿承民众之艰？况且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是心向主战的光绪皇帝，还是主和的慈禧李鸿章之流，成为区分朝臣有无道义之心的风向标。福建道监察御史这一六品官职，是安维峻任翰林院编修十年后方才被授得，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以鲜有的勇气和刚直，在短短的十四个月的任期内，连续六十五道上疏，直言谏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请诛李鸿章疏》:"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他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臣未敢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最后，义正严辞地提出要将"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的李鸿章"明正典型，以尊主权而平众怒"。如此直呈国情、代言民意的奏疏一俟入宫，其结果可想而知。恼羞成怒的慈禧一道令下将安维峻交由刑都严惩，后经光绪皇帝曲意回护，方得幸免一死。安维峻因此遭革职，被发往张家口补过赎罪。但由此愤书一呼，安维峻"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清史稿》)。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签订卖国的《中俄条约》，流放中的安维峻痛情难禁，连睡梦中都发出"此疏纵死必上"的呼喊，尔后又奋笔写下他刚直不阿的长吟:国贼讨未成，遗恨长终古。他生犹谏官，褒阙吾其补。
后来也有一身铁骨热血的鲁迅先生盛赞他是"中国的脊梁"。光绪二十五年(1899)，也就是遭流放五年后，安维峻被释回乡，先在陇西南安书院主讲，后于家乡办学修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应聘总纂《甘肃新通志》共100卷81册。辛亥革命前夕，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撰写《四书讲义》四卷。宣统三年(1911)，复归故里，在此期间，也就是他的余年里，整理刊印了《谏垣存稿》四卷、《望云山房诗集》三卷、《望云山房文集》三卷等诗文集。
民国十四年(1925)，安维峻终老于家乡柏堂山庄，享年七十二岁。《清史稿》载:"维峻祟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每谈及世变，辄忧形于色，卒抑郁以终。"--个刚正耿直一生的人，抛却身家性命而不顾、勇赴于国难的人，一个热血的人，面对满目疮痍、战伐四起的山河城垣，怎会安然阖目？
安公卒难瞑目，也是他身上那铁骨鸣响不已、热血难以冷却的结果，这不免让人想起宋代陆放翁的警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开放大学女禁第一人邓春兰
开放大学女禁第一人邓春兰
邓春兰，1898年7月3日出生于甘肃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邓宗在兰州教育科任职；母亲梁析熙后在甘肃省立师范教书。邓春兰7岁入循化起台堡小学，1911年入兰州淑贞女子高等小学，后转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在兰州师范学习期间，邓春兰接触了不少新鲜事物和进步书刊，使她知道了自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等人曾多次提出男女教育平等的主张。
1919年春，邓春兰从兰州师范毕业，正为不能升学而苦闷的时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3月15日在《贫地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讲演中，再次呼吁男女教育平等时，邓春兰看后十分动心。特别是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给她带来勇气和力量。5月19日，她给蔡元培先生写了题为《春兰上蔡校长书》的一封信，倾诉自己多年的愿望，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同班，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她还坚决要求首先入学，"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信刚发走，就听说蔡元培因不满军阀政府对外卖国、对内血腥镇压学生运动而愤然辞职。因而邓春兰的呼吁未能奏效。但邓春兰并未灰心，又拟了一份《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寄至北京，再次呼吁全国妇女同胞为大学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奋起抗争，并大声疾呼：“倚赖他人之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获哉！”
邓春兰接连发出两封信的半年后，北京传来喜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破天荒地来甘肃招考女生。邓春兰毅然报名，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邓春兰为了争得这一席女子学权，从7月26日清晨起，她和同时被录取的其她5名同学，先登羊皮筏子，行至中卫改筏为舟，顺黄河疾驶而下，至包头改坐牛车，至丰镇换乘火车沿京绥线车行，历时32天，行程近万里，终于抵达北京。
不久，北京《晨报》率先发表了邓春兰的两封信。随后，北京、上海的《国民日报》等也相继转载，邓春兰要求大学开放女禁的呐喊，与新文化运动呼应，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文化界著名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纷纷为报刊撰写文章，主张妇女解放，支持男女同校。《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杂志还出版了“妇女号”、专门讨论了男女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及婚姻家庭等有关妇女问题。男女同校问题成了当时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11月，复回北京大学校长职位的蔡元培先生深为邓春兰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明确表示：“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
在邓春兰的影响下，山西教育联合会也通过了男女共学的提案；湖南30几位旅居天津的女青年联名呼吁北京大学解除女禁；协和女子大学女生奚浈也联络一些上海、南京的女青年要求进入北京大学男女同校同班学习；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向警予，代表蔡和森和她，写了一封长信给湖南女青年陶毅，建议她“从速加入要求北大公开招收女生的运动”。在社会舆论的推动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蔡元培先生决定破例招收女生入学。
1920年2月，蔡元培先生经过与当时北大代理教务长陶孟和等人反复磋商和考核，先后招收了邓春兰、王兰、奚浈、孟晓园、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壁、程若勤9名女生入学，邓春兰分在哲学系，这9名女生，她们成为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北京大学第一批女大学生。
在北京大学的带动下，全国各高等院校也纷纷效法，陆续解除女禁。这样，沿袭几千年的“男女有别”的大学女禁，在邓春兰首起奋争下被打破了。邓春兰为中国大学解除女禁，奔走呼喊，几经周折，终于成为我国男女合校第一批女大学生，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光辉的一页。
爱国将领邓宝珊
爱国将领邓宝珊
邓宝珊（1894—1968），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一军军长等职。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共合作抗战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此时邓宝珊尚在兰州，他与中国共产党驻甘代表谢觉哉等同志来往甚密，支持办事处的工作。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赴榆林就任。邓宝珊不辞艰险，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十分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军事、政治力量，把他们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邓宝珊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毛泽东同志曾致信邓宝珊：“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
甘肃近代产生的那些仁人志士你还知道几个，告诉羊小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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