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的工业化

在当代学者中，我还是最佩服英人阿诺德·汤因比：

 “自从蒙森和兰克（德国著名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宗师）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将他们最旺盛的精力，都用在‘文集’和期刊的‘组装’原材料的工作上。当他们试图把这些材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的作品时，他们再次求助劳动分工，并生产了综合性的历史。如剑桥大学出版社连续数版发行的多卷本历史丛书（如《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这些书是辛勤劳作的纪念物，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所掌握的“事实”知识、机械性技能和组织的程度。它们的规模可同巨大的隧道与桥梁、惊人的水坝与摩天大楼、巨人般的喷气机与宇宙飞船相提并论，它们的编者将载入西方著名工程师的名册而被人永志不忘。在这种对历史思想领地的征服中，工业体制已赋于伟大的战略家们施其才能的余地，并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然而，对于一位超脱的，具有头脑的观察者而言，疑问也会油然而生；这种征服毕竟算不上什么可歌可叹的壮举，所谓对胜利的那种自信，不过是一种出自虚假类推的幻觉罢了。”

 一个西方人能如此觉悟，实在令人钦佩。但是，汤因比先生并不明白，这个时代的西方史学家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犯这样的“错误”对人类的进步到底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天下事，只要一成为“事”，就没有真正做错的坏事。即便是轴心时代以前，即释、道、儒三家文化建立之前，人类陷在巫术图腾中不可自拔，也不能说那就只是绝对的“恶”。

没有原始的巫术图腾就没有《周易》，我们不能说《周易》也是恶。《周易》作为一种与当代人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而不是迷信占卜，在人类未来文明中一定会有大效用。我们反复提倡的“太极思维”，实就是《周易》的魂。今天的人类就是不懂“太极思维”，所以才会犯一系列“不认得自己”的错误。

 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来，蒙森与兰克这些客观主义史学家，明显是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来了思想方法。他们操纵历史，以为如对矿石、土壤那样积累资料，分门分类排列，道理自会在其中了。

 综合、抽象、分类，概念形成，进而推理。人心被完全固化了，事实上是思维被架空了。“概念”，从此时起，已经脱离了人的生命实践活动，被架空运营了。这就完全无法保证它的正确性。这一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不仅是存在于西方的史学界，即便是哲学、心理学界也如此。这便是今日被人们称之为“学问”、“学术”、“学说”的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主要内容。

 产生这种操作方法的原因，除了是借鉴自然科学之外，关键还是在于西方文化对“人”的基本判断。

 我们是同一地球上的生物！

 我们是同一时空中的生物！

 我们是有着共同的同一感知力的生物！

 这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不容辨驳的“公理”。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些所谓“公理”的真理性。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就可以套用自然科学的一切思维方式了。

 但是，“能知”与“被知”是不能有一刹脱离的。当我们一念赋予“被知”以“名”（概念）之后，要立即再回到二者的活生生的关系中加以体认印证，而绝不能把“名”（概念）架空了运转。更重要的是，“能知”与“被知”的刹那一体，绝对是完全个人化的。当你认为某个人和你的某种感受、感知、感觉完全一样之时，你已经是用自己的“感知力”把别人告诉你的他的感知“过滤”过一遍了。怎么就可以肯定真的是“一模一样”呢？

 最少，这种感知力的共同性、统一性只是一种假相，绝不能作为人类认知“人”，认知“人心”的基础。因为我们很难知道人类的“感知力”是不是真的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律的，这完全无法验证。既然如此，怎么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学说、学术、学问呢？其实今日的量子力学，也已经开始认知到这一点，所以提出了“测不准原理”。自然科学都要抛弃原来的方法了。

 “人心”永远无法复制。“不可复制性”是中国心学的“铁则”。

 人心是如何运动的呢？举一个最浅近的例子。

 在一个巨大而烘火的大会场、大戏场、大活动等等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台“摄像机”，任何一台摄像机，不管掌握者多么努力，其摄像机多么先进，都只能得到这个“现场”的“点缀”，或曰“一隅”，想获取一切人都公认的全貌是不可能的。摄像机与摄像机之间的“同一”，只是在“相似”、“接近”的范围内才被认可的。这就是说，这种“同一性”只能是“逻辑理性”架空思维赖以生存的一个假设前提。

 既然没有绝对的“同一”性，人心就无法作工业化处理。这是由于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可复制性”。如果按照蒙森、兰克这样的史学家的思想方法，我们即便把所有摄像机的录相全部集中，组合起来，我们也永远无法复制这场“活动”的完整真相。这些录像永远只能是“点缀”、“提示”。

 这一切还是从可视的静态观察去说的，如果我们引进当代自然科学关于宇宙引力场的观念，问题就更复杂了。

 我们说这些，绝不是想把人们引入无尽无休的哲学思辨中。我们只是想告诉人们，没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感知、觉知、悟知能力，我们不是生命。但是，一旦了知，“知”即生，“知”即命。如何正确使用这个“知”，就是人区别一切生物的根本点。这便是儒家一再强调的“格物致知”。

 在理论上，我们一定要永远清醒了知我们人类“能知”能力的复杂性、局限性。更应该知道这永远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一旦在理论上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在“知”的运动实践中，我们永远要“戒慎恐惧”。“君子慎独”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的。

 我们每个人每一次的“知”不都是绝对的“独”吗？

 当我们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再来看今天人类社会几乎是汗牛充栋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著作，我们该如何评价呢？只能说他们都是把社会人心做了工业化的处理。其真理性是大打折扣的。

 一切都是时代使然，这怪不得某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还要用某某学说、理论、原则、公式，来规范人类、规范个人、规范自己……最少应该说是危险的。

 “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国这句古语是有几分道理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再来看老子、庄子关于“绝圣弃智”的观念，你会发现他们绝不是什么否定理性，提倡相对主义等等。当当代哲学家、思想史家，把这样一些帽子扣到他们头上时，除了说明自己的浅薄，又能有什么用呢？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没有错误的。

 中国古代的真实情况，我看不应只是到二十五史那样的书中去找，读读《桃花源记》这样的古文，似乎会更准确体会到我们的先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不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么严重的动荡，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用理论语言概括一下，即以自耕农家族村社文化为主体组合成的自耕农文明。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历史书上记载的一切社会变动，人群冲突，数千年来都很难触动这个文明的稳固存在。它封闭、保守、顽固、自得其乐，决不喜好高骛远。想让这样的人群积极体认生命的本来，大觉悟、大解脱，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中国文化要进步，首要问题是打破这个硬壳。

 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后，这种以自耕农家族村社文化为主体组成的自耕农文明，从此彻底解体了。

 这个解体的真正大背景是由于全球进入了经济一体化的工业社会。中国不变不行，想躲也躲不过。

 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工业社会，必须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传播形态，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人心”被彻底工业化之后，产生的几乎无法计数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著作，以至文化艺术作品。

从此，人类的眼界大大打开了。在这样一个世界，“止于至善”，“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样一些深刻的真理，再也不是人类无法理解的“神奇”了。

 如果没有这一场看似粗陋的文化变革，中国人还会沉醉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田园佳境之中，欧洲人还会沉醉人醇酒美人的掠夺之中。

 “生命”的矢量，就是用了以自然科学为杠杆的工业文明这一招，就把全人类拱到了非大开悟不可的大道上了。作为工业文化的上层建筑不为这个“大觉悟”服务也不行。

 如果这样思考，我们就不会如汤因比爵士那样，简单责备现代学者把“人心”工业化的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