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看到了路的尽头，走在路上都会漫不经心，无所适从，带着茫然，忘记路边的风景。
技校虽然是一所学校，但是路的尽头就是纺织厂，就是那里的一名工人，任你百般武艺，任你班级第一还是倒数第一，尽头就在那里等着。3年以后，学习的终点就在那里。
班主任没几个月就换成了一个姓周的男人，带着老婆和几个月大的孩子从外地转来我们地区。厂里住房紧张，没房可住，就安排在了楼上的一间教室里。用隔板隔起来两个区域，一个睡觉，一个炒菜做饭。这位班主任是教数学兼任班主任，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这种严格，是超现实主义的。他似乎忘记了我们是技校生，忘记了我们路的尽头就在这州河的边上，纺织厂里。整天把那点可怜的数学翻来覆去演讲，在讲台上唾沫横飞，三角尺和粉笔扔得啪啪响。似乎要把我们都培训成清华学子，想象自己一名大学的教授。
“知道吗？你们必须通过数学的考试，不然谁也别想毕业！想当工人，没那么容易。”他总是狠狠地说，眼睛总是聚焦在后面的黑板报上，仿佛是要把他人生的不幸归罪于面前的学生，把那恶狠狠的誓言砸进黑板里。
我没读过高中，也不知道技校的数学和高中有什么不同，但就周老师的教学内容来看，一定不难。每堂课我最多听10分钟，刚开始还有作业，后来作业也基本上没了。每次考试，我还是能过关，不考100分，不考59分。班里的外招生就不同了，成绩总是在95-100分之间徘徊。那种成绩，是一种惯性，从小学到初中以来，一直名列前茅的惯性，停不住的。经常听周老师在考试之后大声的念成绩：“90分以上的：曾佳、张静、谢祖春、余海燕、潘玉梅、黄梅……” 那些熟悉的名字。垫底的：“王小林、黄伟、杨伦、尼士龙、郭涛……”那些熟悉的名字，“不过都及格了。下次小心，莫走到及格线下面，要不然你们日子很难过。”那口气似乎很希望我们掉到及格线下面，给他一个机会。
彭忠强和我小学初中都是同学，他是数学尖子生。初一时，我记得他已经把高中的数学学完了。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已经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过全省的数学竞赛，还得了奖。初中那会，数学老师基本上在课堂上不会向他提问，那等于自取其辱。他曾经用更加高级的理论简单的证明了老师的论证题，老师却无法解释他的理论，只能让他提前下课。在80年代，你公开挑战老师的知识容量，不亚于挑战共产主义真理，会立刻被各种批判。彭忠强的父母是我们厂里的普通工人，哥哥在厂里工作，姐姐也在厂里工作。一家平凡的人，却出现了一个不平凡的数学爱好者，但却没有办法改变命运。曾经痴迷的数学，那些数字，在他眼里就是故事，是奇妙的世界，可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只有数学。
有年初中，马上要开始考试英语，我四处打听考试座位如何分配，我该抄谁的卷子。我原本计划要好好学习英语，结果初中开学那年在街上给老师打招呼，把中午好说成了早上好，结果被老师当街纠正奚落一番，后来发誓不学了，以报复老师。后来的英语书就成了我擦屁股的纸，新书发下来就被我藏在学校厕所外面的墙上，拉屎就去撕两张，基本上够用半个学期，然后才轮到政治书。考试前，彭忠强凑过来，神秘地说：“知道吗？英语单词的组成其实是有规律的，都是通过不同的数字排序组成的。英文字母数量是固定的，一旦要表达某个意思的时候，只要知道一个单词，用合理的公式计算，就知道这个单词的近义词和衍生词的排序和组成字母。掌握了这个公式，英语考试可以考及格没问题。”这个消息简直就像降龙十八掌，一旦拥有，别无所求。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英语书和他共享擦屁股，只要把这个公式告诉我。
“那快点把公式告诉我嘛，我考试可以用了。就不用去抄别人的卷子了。也不担心到底是谁坐在我旁边了。”
“哦，现在这个公式还在论证阶段。只能证明3个字母以内的组成方式，运算太复杂，等我把公式搞出来了，肯定先给你用。”
“……” 三个字母，我去。
后来，纵然他的数学成绩在全市，全省，都是那么优秀，但他不会英语，不会写作文，不会背诵政治课本，所以不能去高中，不能去大学，不能继续研究他热爱的数学。他只能和我一样坐在技校的教室里，看到尽头的路，成为一名工人，一名曾经梦想用公式证明英语排序的纺织工人。
现在，周老师的那点数学知识，在彭忠强这里基本上就免学了。
每次的数学课，周老师对他都视而不见。不提问，不发作业，不提考试成绩，仿佛不存在这个学生。彭忠强，每次的考试，拿个铅笔或者是圆珠笔芯，10分钟做完，走人。我知道，那个成绩不是60分，就是100分，看他心情。
在22年的后来，我在上海崇明岛的一个工地上见到了他，他在这里已经打工5年，中途没回过家，孩子要读书，家里需要挣钱。这5年，他在长江边的民营企业里开吊车，用肩膀和汗水撑起一个家。那些数学的梦想，在江风中吹散，在吊车的轰鸣中淹没。那天中午，我们吃饭，我端起酒杯敬他，“来，干一个，为了我们的数学王子。”“我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喝酒。喝茶吧。”他淡淡地说。
我默默的干了那杯酒，为了他的坚强，也为了祭奠那个英文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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