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楼前面的台阶上，课间总是坐着许多一楼的学生，还有人坐在台阶前的花坛边沿上，这些狭长的花坛与教学楼平行延伸，花坛里种着杂而艳的各色花卉，不修边幅，也不名贵，但很好看，与同样随意生长的小乔木错落分布，相互点缀。
如今每次路过学校大门前，向里望去，空旷的操场上，空无一物，教学楼前的小花坛没了，操场中间大门口内的圆形大花坛也已不见，空荡荡的操场却反而感觉比上学时还小了许多，东南边的围墙旁新建了一栋教学楼，除了北边那栋楼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样子，整个学校几乎完全变了模样，连校名都改了，舍弃了原先那极具特色的“子陵小学”，挂了一个随处可见的同质化名字上去，据说现在这里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读的学校，很奇怪那些本地的孩子现在都去哪上学了。
可惜的是每次路过学校都是休息日，如空城般的荒凉景象一次次地冲击之下，就给人一种这里已经被废弃了许久的感觉。不知道当时那些刚毕业转来的年轻老师现在还在不在这里任教，他们应该也已经变了样子，但留在我印象中的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模样。
白白嫩嫩的孙大胖，一来就教的我们班，教了一年语文，直到老校长接手把我们带到毕业。我不知道孙大胖是哪里人，但显然是本地人，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老师，他却并不与时俱进地抛弃方言，除了讲课时用普通话，平时说话依然用方言，哪怕是课上点名也用方言。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第一个让我知道我名字的真实读音的人，这是一件很搞笑的事，原来之前我们一直都念错了，没人知道这个字在名字里竟然要念一个这么滑稽的音，但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是孙大胖念错了，当他站在黑板旁，对着贴在墙上的姓名薄点我的名字回答问题时，当然他是用方言说的，但一出口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包括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我们从没听过这种滑稽的念法，而他一本正经面不改色，还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完全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从这之后，直到初中，高中，在老师们口中，我有了两个发音截然不同的名字，甚至还有交替着念的，小陆就一会儿念这个音，一会儿又念那个音去了，而摸不着头脑的同学经常会好奇地问我到底该念哪个音，我总是断然说出那个我从小就念的音，在我看来，孙大胖开了个不好的头，仿佛他给我的名字加了一种又土又难听的念法。
高一的时候，某次刚解释完读音，后排一个女生反驳说：“我觉得念‘伯’更好听！”我立马嗤之以鼻道：“恶心！难听！”她们哈哈笑了起来，我不知道她是真的这么觉得还是纯粹为了搞笑，看她一本正经的样子我觉得她是认真的，这种奇葩的审美让我无语，在我看来，念成“伯”就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了伯伯的“伯”，很老土，像父辈才有的名字，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好听。
但有的时候，人的观念就像夏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没过多久，在高中的后半段，我的认知不知何时竟悄然转变了一百八十度，感觉念成“百”简直又土又难听，“伯”反而变得又酷又好听了，于是我又开始讲解这个字在名字里是念“伯”的，并不念“百”。
从孙大胖第一次念出这个音开始，一直到高中，我花了整整七八年的时间，才终于让自己欣然接受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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