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读过乔治·吉辛的任何书，我甚至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出过他的中文翻译书。仅从奥威尔这篇不长的文章，就足以引起我的阅读欲望。这个一生贫困潦倒的作家，死于二十世纪初。一生卖文，只够糊口。和雷蒙德·卡佛还不一样的是（先后娶了两个好女人，享受了最后将近十年的好时光），在他刚刚不用被生活逼得抢时间爬格子时，死了。年仅四十五岁。
一个书呆子，在酷爱的古典里自我培养了和贫困完全对垒的教养，其情绪和思想中的愤怒与不满可想而知。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社会人（男人）我们都无法绕开两个主题：金钱和女人。当我们无法拥有这两样时，我们的脑子构想这两样可以说没有停过。我们的表达却常常是金钱和女人都“令人讨厌”。“金钱是一件讨厌的东西，不仅仅因为没有它你就要挨饿；更重要的是，除非你有很多钱——比如说，三百镑一年——社会是不会让你活得体体面面，甚至平平安安的。女人是一件讨厌的东西，因为她们较之男人更相信禁忌，甚至在她们冒犯体面的时候也仍受到体面的奴役。”说完了“讨厌”的理由，奥威尔紧接着说（我不能确定这是奥威尔理解的吉辛的观点，还是奥威尔自己的感受）：“因此，金钱和女人是社会藉此来向有勇气和有见识的人进行报复的两个工具。”
有趣的是，吉辛并不是如一般的作家那样把贫穷的原因归罪于社会的不公正，他甚至不相信民主这个玩意。根据奥威尔概述吉辛的小说故事，他把矛头主要指向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清教主义。这时期英国出现的诸如肮脏污秽、丑陋邪恶、性压抑、地下的荒淫放荡、庸俗猥亵、粗鄙无礼、吹毛求疵——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清教主义早已不再是维护社会结构的支柱了。“人们原来是可以不减效率而过着相当快乐的生活的，却选择过可怜的生活，造出一些没有意义的禁忌来吓唬自己。”究竟是什么禁忌呢？比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国街上的男人头上不能没有帽子，就像我们不能没有辫子一样。在吉辛的《一生的早晨》里，一个诚实而有才华的人遭到了毁灭和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他坐火车旅行时帽子不幸被吹出窗外，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再买一顶，他挪用了他的雇主的钱，结果引发一系列的灾难。我忽然想到，中国很多乡村的人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困境就在昨天。帽子是禁忌，禁忌是一种社会准则，这种准则要想绕过它除了金钱别无他法，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裤子是什么？
金钱造就一切，或者说金钱可以让人更接近理想——对精神追求者而言，理想往往比另一个词“欲望”更有层次、更富内涵——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比如吉辛的理想是：有一笔起码的收入，住乡间一所舒服的小房子，最好是没有结婚，那么他就可以不受干扰地沉溺于书本之间。奥威尔把吉辛的这种理想冠之以“相当令人悲哀”的理想。为什么“最好是没有结婚”呢？这就和吉辛对女人的看法有关了。女人是愚蠢的动物，而有头脑的女人则是稀有动物。奥威尔是肯定这种观点的：“如果你要娶一个既有头脑又有美貌的女人，那么选择就更加有限了，这是根据一条公认的数学原理（什么原理奥威尔没有明示）。这就像让你只能够在患白化病的人中间挑选，而且还是左撇子白化病患者（白化病患者一定是右撇子吗？）。”一个女人的风度、修养、有优越的头脑和同样的优越的社会地位、富裕的物质条件、优雅的生活环境几乎是不可分的，作家当然愿意娶这样的女人，但后续女人这种生活几乎是作家能力无法达到的。一旦一个作家奋力往这个方向努力，他几乎就是一种创作的自杀。所以，好的作家能够找到的替代品就是沙龙了，这也是以女人主导的沙龙为什么聚集起众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的缘故了吧？吉辛的另一部小说《新格拉布街》（格拉布街是当时伦敦潦倒文人聚居的一条街，后喻文丐）就是写一个富有才华的作家被他愚蠢的势利鬼妻子以他的一天写多少稿页一年可以出多少本书帐页里可以加多少零给整垮的。女人认为写作就像自来水一样，龙头一拧就会有水出来。
说是吉辛对女人的看法总是以蔑视的态度似乎也不对。他只是无奈于为什么女人总是可怜的目光短浅。他认可女人天生不比男人差，只是她们没有受较好的教育，或者说没有受到恰当的好的教育。什么是较好的教育？就是别让她们得到自由，因为她们肯定会错用自由。总而言之，持家是最优秀的女人应该干的事。这两天我同时在看朋友许晖的新书《古人原来是这样说话的！》（这厮把他的校样本送给我，说是等他死了我可以凭此书暴富。我恐怕要等很久很久，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到希望）。在“男人怎么称呼妻子”一章中，他详细道出“妇”、“妻”、“内人”、“内子”、“拙荆”的由来。洋洋洒洒，我只读到了两个字：“持家”。
我只是“笔记”而已，没有观点，希望不会被女权主义者的粉拳打成熊猫。奥威尔在写吉辛时也强调：吉辛为环境所逼生活在工人阶级中间，他把他们看成是野蛮人，只是有什么说什么，这种写作的诚实并不带有恶意。他没有道德目的，他不想通过作品去改变什么，他的写作就是因为热爱而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宏大理想。从某种意义上，申明出自一种高大上的目的的写作都有欺世的嫌疑。还是引用许晖常说的话：“如果我的书能够入你的厕，那是我对我写作的高度评价。”这家伙的书在台湾的如厕率要远远高于大陆。我把这种现象归之于大陆的“文化荒漠”。“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的分野已经存在，一个能够写严肃小说的人不可能再把自己看成能完全满足于商人的生活的，或者军人、政治家等等人的生活的。至少在意识上，吉辛根本不想当他那样的作家。”奥威尔总结道。
吉辛，这个年轻时学习成绩优异，曾获多项奖学金的好同学，由于在经济上帮助一个不幸少女而犯了偷窃罪被判刑一月，被拿了人家奖学金读书的牛津大学开除学籍而断送前程，从此和贫困搏斗一生，没有胜过。对后人来说：“我们得感谢他少年荒唐干了蠢事，这才使他不可能过上舒服的中产阶级生涯而迫使他成为庸俗、贫穷和失败生活的记录者。”残忍的奥威尔用残忍的庆幸口吻结束了这篇文章。
201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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