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岭那边，有这样一位母亲……

作者: 84e7bfb3fa48 | 来源:发表于2020-03-26 16:34 被阅读0次

屈指数来，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

三十年前，我曾去过一次新疆，那里的戈壁沙漠随着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往往不到半个小时就卷起一座沙的小山，即使人和车辆也会瞬间淹没，它让我在恐惧之余，深深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严酷和人类的渺小，但在浩瀚的大沙漠中，有一种树木叫胡杨，据说因为缺水生长起来很慢，即使到了夏天，这儿酷暑难耐气温高达四五十度，动物飞鸟都吓跑了，冬天来临冰雪交加气温骤然降到零下三四十度，而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小小的胡杨幼苗不仅没死，而且奇迹般的茁壮成长，一株又一株漫延成广阔的森林，把狂野的沙漠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尽管这种幼苗由小长成参天大树，至少需要一千多年。然而一千年后，这种老死了的胡杨树杆仍在浩瀚的沙海中巍然屹立，任凭风雪雷电袭击千年不倒，即使倒下的胡杨仍然千年不朽。这让从陕西商洛山来的我，为胡杨树的顽强、伟大、威武和不屈，不由自主地引起了心灵上的震撼。每次看到胡杨，我就想起在秦岭那边，一个叫黑龙口区三岔河乡的地方，我的母亲常常就从我的梦中起来，在记忆的长河中四处漂泊，让我常常泪湿枕边。

记得七岁那年，因为交不起两元学杂课本费，我所在的金星小学班主任陈老师就罚我站在讲台旁边，放学后我一气之下回家告诉母亲，我再也不到学校去了。母亲气得拿着一枝竹条，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边抽边讲:“咱家没有一个工人也没有一个干部，你如果不好好读书，难道一辈子在这山沟里饿死？”我望着她枯瘦如豺的两腿在冬天的寒风中发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第二天早上不到四点钟，我就跟随母亲扛着木柴，翻过二十公里的十八盘山，到黑龙口集市上去卖柴。连续三天三夜早出晚归，才把两元学杂课本费交到陈老师的手中。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母亲带着我翻过多少次十八盘山，我已记不清了，我记得最清的是有一次刚刚从集市上赶回家中，母亲就一头栽倒地上，面如死灰，当村上的王大夫匆匆赶到家中，扒开我母亲的裤褪，用两根指头在皮肤上轻轻一按，我就发现母亲的腿不仅没有任何光泽和弹性，而且按下的指印压了好几次也无法弹起。“这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结果，再也不敢耽误，抓紧送县医院吧！”王大夫叹息了一声。我父亲无奈地自言自语:“咱家三个月连一斤盐一斤油都买不起，顿顿麦糠萝卜，那儿有钱住院呀？”就这样，母亲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我们用山上挖来的中草药熬了一罐又一罐，自己土方医治，她稍微痊愈就悄悄下床去地里干农活了。

1976年初，13岁的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沿着一高一低的山坡和河道，深一脚浅一脚走十五里山路，来到了三岔河中学上学。为了三元学杂书费，我和父亲需要跑到三十里外的康河，把山上的枯树砍倒，扛到学校变卖。当清晨鸡叫，一轮明月照到村前的梧桐树稍时，我母亲就早早在灶台前燃起玉米杆，黑灯瞎火中，用玉米粉烤成的五个烙饼，就夹着一瓶酸菜，一同装进一件黄挎包中，这就是我一周的干粮。在三岔河中学，我常常是每天中午和晚上只喝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每顿半块烙饼，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待着周末。在那个人人饥渴难耐的年月，学校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半途而废，回家上山放羊养牛去了。等到上黑龙口中学毕业之际，我所在的金星村，只剩下我和陈锁子、骆粉芹这三颗“夜明珠”了。

上世纪八十年初，在公社土地可以承包到户的号角中，我们家终于分到了两亩自留地。我母亲兴高采烈天天早出晚归，像地中有金山银山一样挖个不停忙的满头都是汗水，衣服常常湿淋淋的。我上中专那年冬天，我母亲把精挑细拣的一百八十斤小麦，用两条蛇皮袋子装好，让我二哥用自行车准备给我送到商洛农校。可是，因为沿途必经的麻街岭一带风雪太大，路面结冰，当我二哥正准备翻过山顶时，不料连人带车一块摔了下去。也许是上帝发了慈悲，三十多米的悬崖下边，正好有一棵粗壮的松树，我二哥居然被这棵树挡住了。当他拣了一颗命，把五十多斤雪水浸泡着的小麦送到农校时，我们兄弟俩拥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

在那个最为困难的年月，我和父亲常常到三十公里外的康河玉皇岭摘玉树叶。从早到晚，当上百多斤玉树叶装满两麻袋，被我们扛回金星村时，母亲就架起大铁锅，把这些玉树叶煮熟，冷却后用手反复揉搓，搓成绿茶一样的浓汤，然后盛进盆中，用竹筐放进河里，泡上三天三夜，当苦涩味散去，我们全家就把这种玉树凉粉当成主食，填满肚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二哥吃得上吐下泻，差点中毒毙命时，我母亲却流着泪说:“都怪你妈我太无能了，让你们小小年纪在这山中受罪！什么时候，我们一家才能吃上白面馍馍呢？”

周一周五翻山越岭，早出晚归到十八公里外的中学上学，周六周末上山砍柴，放牛放羊，挖中药材背到河边洗去泥沙，凉干后拿到黑龙口药材铺变现。就这样，二十岁这年我成了国家干部。

在丹凤县、商州市工作了八年之后，我有幸从陕西商洛调到了海南省委。不论走到那里，我一直把照相机和几十捆稿纸带在身边。我记得在丹凤县广播电视局和林特局工作时，我的工资每个月不到四十元，而我从陕西日报、西安晚报、陕西农民报、光明日报、中国林业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等报刊台领到的稿费就达两三百元。我记得我的小说《血祭唐古拉》，经西安晚报、中国国防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发表后，还被翻译成德、法、英、日、俄等十多种外文版；诗歌《十八岁的女兵》，散文《鸡冠山纪事》，让我有幸加入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协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雪花片一般的稿费单让我高兴之余，常常被单位里“不误正业”这样的流言扰乱得日夜不安。于是，我一边参加陕西成人自学考试，四年后终于拿到了本科文凭，一边自学摄影，两年后也加入了中国林业文联和《中国摄影家》杂志俱乐部，五毛、一元、两元、五元，稿费单像传单一样，一张接一张纷纷而至。每过一两个月，我就偷偷骑着自行车，把稿费带回家，给我父母买几件新衣服。然而直到1995年我从海南返回陕西商洛那个叫金星村的庄子过年，我才发现，我母亲始终穿着她那几件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凡我买的，她都一次又一次的送给了我大姐大哥、二哥小妹小弟，她常常这样讲:“手心手背都是肉！什么时候，你能否给他们每人买一件？”我这才明白，因为我的稿费太少，我买给母亲的一两件衣服，她在送给我们兄弟姐妹的时候，总是不忍心让未领到的寒心，就今年你一件明年他一件，而她自己总是乐呵呵说她的旧衣服还很结实呢。其实，有一次我把她的一件棉衣偷偷带到灶台里去查看，发现两条胳膊处，六个洞洞已经能伸进六个指头了。

我很感激海南，如果不是海南给了我人生一次又一次机遇，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开那个叫金星村的山窝窝。在海口的十年间，我从一个报社到另一个报社，从省电视台到省委宣传部，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和中国电影学院编剧班，常常半夜三更仍在学习专业，仍在写作，每晚休息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当儿子宜轩和他的母亲睡了一觉，发现窗纸已经透亮，黎明到了的时候，我仍难停笔；我记得有一次在三亚宾馆，为了三千元稿费，我竟熬了五天五夜，当九千多字的稿子改了三遍抄了三遍，从登子上摇摇晃晃站起来时，眼前漆黑一片，十多分钟过去了，我才发现已是第二天早上，窗外阳光灿烂，两腿却不听使唤了。

在那十年如火的青春岁月里，我先后参与策划了博鳌亚洲论坛、世界小姐比赛、南山佛教文化苑开业典礼、鹿回头、凯莱大酒店、海南椰子节、海南椰树牌榔子汁、海航、海南鹿龟酒厂、海口港、五指山市、万宁市热带植物园等等成立、庆典、新闻发布会。浑身仿佛有用不完的干劲，五台照相机拍摄的二十多万照片，让我知道了胶卷的威力。有次我从三亚回到海口，突然发现十年间，墙角的稿子居然摞到了屋顶，一千多万字已变成一本又一本出版物，并且随着电视节目的播出，稿费终于超过百万。当我买了房子车子，正准备思考着什么时候把母亲和父亲一块接到海口时，母亲却在1999年的那个阳春三月，悄悄走了。

那是一个成千上万热血男女向往到大城市创业的年月。我所在的金星村，多数青壮年奔向以西安为主的大城市，留守金星村的就只有老头老太太了。我父亲曾在金星村当了二十多年村官、四十多年“一河两岸大媒人”。据说，全村九百多户人家，八百多户的红白喜事，尤其是男女相亲，他都是媒人。每到别人结婚时，他既是大厨也是管家，往往替对方张罗三天三夜后才回家。不过，1999年春节过后这一次，我母亲却因为年老眼花，一脚不慎踩到空中，竟然从两米高的石头台阶边，一头栽了下去，在地上足足两个小时也没有爬起来，及至几个小时过后，被过路的快递员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妹妹是第一个赶过来的。当我大哥、二哥、大姐、小弟等齐刷刷围到我母亲身边，弥留之际，我母亲居然奇迹般把大家看了一遍，喃喃自语:“老三呢？”大家吓了一窍。当我二哥告诉我母亲，我正从海口向金星村赶路时，我母亲叹息了一声，无奈的讲:“怎么呆的那么远啊！”说着说着头就垂了下去，再也没有抬起。

当我从海口赶到金星村时，母亲早在前一天就下葬了。我父亲站在村口，说他从早望到晚，脖子都僵硬了，也没看到我及时赶到。

岁月如水，匆匆而逝。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如今母亲的坟头上，荒草已一人多高，我却难得年年去看望她。在千里万里之外的旅途上，每当我看到报刊电视中的胡杨树，看到飞机一起一落间，蓝天白云下，高高的秦岭山顶上的龙脊从眼前掠过，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母亲，那是我压在心底痛肝撕肺一般的裂痕，像午夜上空的电闪雷鸣，长久地在大地上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