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人间四月天”，春天又一次如约而至，到处是一片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美丽景象。人们也迫不及待地换上艳丽轻薄的春装，携亲带友，走进公园，走向大自然，欢声笑语，赏花踏青。
可是这时，每年都会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就会又一次不期而至，乱扔垃圾、毁坏草坪、攀折花木，更有甚者，为了拍出一张漂亮的照片，或猛摇树干制造花瓣雨，或攀爬花枝隐身花丛。在搔首弄姿大拍特拍之余，自己觉得美得很，其实旁观者看来，真是丑态百出！
有一篇自媒体热文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春天来了，树上长满了大妈》——看着这个题目，再看看照片上花枝绰约间衣着艳丽、笑靥如花的大妈们，不禁令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气。
这些人的素质怎么就这么低呢？这么多年媒体连篇累牍的教育怎么就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呢？
当然，做出这种行为的不仅有大妈，也有大爷，也有小姐姐、小哥哥。总之，一句话，国人的现代公民素质还普遍偏低，还亟待提高。
说到此处，不禁令人反思：中国人为什么就那么难形成普遍的较高的现代公民素质呢？
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经济发展的因素，有教育缺失的问题，有法制规范的不足，另外，还有文化心理、民族性格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文化的原因才是最深刻最难改变的原因。
其实，中国文化里这种不拘小节、放浪形骸的文化基因可以说自古有之。不论是古代的名士风流还有侠士文化，都是以潇洒放达、随心所欲为特征的。即使是讲究君子人格的儒家文化，也往往更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关注的是一种熟人社会的私德，而并不重视群体之间、陌生人之间的公共道德。
所以，当看到中国人在餐馆等公共场所吆五喝六、大声喧哗时，你是否会想起魏晋名士们竹林之下的纵酒狂歌？是否会忆起江湖豪杰们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的快意人生？或者大观园中怡红夜宴、结社赛诗时红楼女儿们猜拳行令、持蟹赏菊的热闹风雅？就像史湘云所说的：是真名士自风流。
还有最为世人诟病的随地吐痰，你会不会想起古代小说中经常看到的“唾其面”的侮辱人的方式？会不会想起当年李鸿章出访欧洲因为随口吐了口痰而被西方媒体群嘲而大失国体的糗事？当我们的亚洲邻国们都已经将这项恶习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里时，只有中国人还积重难返，旧习难改，尤其还随着出国游的火爆而扬名海外，真是令人尴尬又难堪。
说起“大妈上树”，小编不禁又想起明代陈继儒的一篇散文《游桃花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了一群风雅文士在花朝节后携酒游春、赏花城郊的经历，文章详细描写了他们在花间饮酒游戏、向路人口中灌酒、簪花入鬓、月下相扶醉归、酒痕花瓣满袖的种种狂态，可谓情趣盎然，具有浓厚的诗情和优美的意境。
文中有一段描写，如果滤去了名士风流的光环，是不是与“大妈上树”好有一比呢？
“复攀桃枝，坐花丛中，以藏钩输赢为上下，五六人从红雨中做活辘轳，又如孤猿狂鸟，探叶窥果，惟愁枝脆耳。”（藏钩，古代的一种博戏。）
想象一下，一群大男人在花枝间像轱辘一样翻转，搞得花瓣如红雨零落，是不是比只是拍个照的大妈们还过份呢？
当然，文人名士也并非不爱花惜花，文末作者也感慨道：
“今桃花近在城齿，无一人为花作津梁（媒介），传之好事者。自余问津后，花下日间，便尔成蹊（小路，言去的人多）。第赏花护花者，舍吾党后，能复几人？几人摧折如怒风甚雨，致使一片赤霞，阑珊狼藉？小人（作者自称）于桃花一公案，可谓功罪半之矣。”
说到底，还是国人爱花的方式太自私太不文明了。在农耕时代，这种做法还危害不大，毕竟，那时人的活动范围有限，人类的破坏力还远没有超出大自然的自我修护能力的限度。而如果现在再如此作为，就不仅仅是个人素质问题了，还会给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更何况还是在公园、学校等公共场所呢？
当然，这种缺少公德意识的行为虽然与传统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并非本质联系。毕竟，名士风流的精神内核还是独立不迁、不与世同流合污，而侠文化的本质特征也应该是锄强扶弱、扶危济困的英雄精神。西方的公德意识也并非靠的是贵族精神和骑士风度培养起来的，而是靠着法律手段的完善才养成的。
当然，中国问题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什么琐碎的事都付出法律，显然还不现实，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自身做起，不要让自己的美丽和方便成为别人眼中的丑陋和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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