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中学同学发起聚会，老家发小打电话：“熊妮子，这次再不来你家老屋都被拆掉了！”蓦地，思绪就像一滴浓墨洒在宣纸上倏的晕染开来，开成一朵雪莲花，开满我记忆中的故乡老屋……
掐指算来，离开故乡徐州十几年了。父母兄弟姐妹陆陆续续定居扬州后，除了亲朋好友婚丧嫁娶，我们一家便很少回去了，老屋也就一直闲置着。后来我们姐弟几人有把老屋卖掉的想法，立即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当初说服他和母亲到扬州来，我们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威逼利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父亲总在无事的午后，躺在阳台的竹椅上，眯着眼喃喃地说：“以后老了，还是要回去的。”父亲已年过六旬，也早已步入了老年的行列，可他依旧有事没事的就会跟母亲唠叨那句：“以后老了，还是要回去的。”母亲有时烦了便会怼他一句“现在你就一个人回去吧，孙子你别带了。”每当此时父亲便噤了声。父亲知道，他的四个子女娶的娶，嫁的嫁，都已在扬州落户安家。他也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同意他和母亲再回老家居住，一来他们年纪大了，我们不放心，二来他们更愿意每天逗逗这个在扬州出生的宝贝孙子。可他仍旧会在跟母亲生气拌嘴后气哼哼得来一句：“我明儿个就买票回徐州！”可到了第二天，他又带着他的孙子下楼遛弯儿去了，仿佛忘了他昨天的誓言。
后来父亲查出心衰，一度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父亲那段时间极其平静，有天晚上我在病房陪床，他突然跟我说：“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徐州，撒在你爷爷奶奶坟头上。”我生气得嗔了他一句：“医生说死不了！”走出病房我已泪流满面。
记忆中爷爷奶奶的坟跟故乡老屋只隔了一条东西走向的307公路。公路北边是庄子，公路南边是权台矿。权台矿的东边是个化纤厂，化纤厂的东边便是大片的农田。爷爷奶奶的坟头就在我家大田里。小时候跟父母去田里干农活，或是锄草点豆子，或是捉虫撒化肥。父亲总在干完农活后走到爷爷奶奶的坟前，埋头拔去坟头上的杂草，用铁锹把塌下的土重新堆到坟上去。然后便坐在坟头那棵大槐树下，望着远方的庄稼出神。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善言辞，小时候的我们谁也猜不透父亲坐在爷爷奶奶的坟头到底在想些什么。或许是夜里的权台矿井底要开工了，或许是明天四个孩子的学费要交了，又或许是回忆自己年轻时半夜跟庆达叔走路走到淮海纪念塔的壮举。到底在想什么，他不说，我们也不问。
记忆中的老屋其实一点也不老。八十年代的二层小楼，上两下三，独门独院。每家每户都一样的格局造型。每到夏天的傍晚，父亲会从院子里的压水井里汲出一桶一桶冰凉的井水，然后拎到楼上平房来来回回冲刷几遍，冲掉一天的灰尘和暑气。等到夜幕降临，一家人吃完晚饭冲过凉，母亲便在楼上铺上几张竹席，六口人，一字儿排开躺下。母亲讲着每天不重样的老故事，父亲始终唱着那首我们四个从小听到大的红歌“戴花啊要戴大红花，骑马啊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啊，听话啊要听党的话……”我们姐弟四人便听着母亲的故事，唱着父亲的红歌，看着那亘古不变的月亮，数着那数也数不完的星星，在清风鸣蝉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夜。
老家拆迁的消息终究还是传到了扬州。由于老屋地处权台矿塌陷区，整个庄子周围的房子都渐渐成了危房，拆迁势在必行。放下大伯的电话，第二天父母便急匆匆赶到了老家去办拆迁手续。回到扬州后，父亲把我们四人叫到他家里，客厅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口袋包袱，父亲像个拾荒老人一样蹲在这一堆东西中间，他从一个大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袱，打开包袱，里面有个塑料袋子，父亲把塑料袋子小心翼翼地打开，原来是一摞破旧的黄色奖状，在水晶灯下泛着金灿灿的光。“这是你们四个人从小到大的奖状，一共32张。”父亲用他粗大的手掌摩挲着这些奖状仿佛在抚摸他的孩子。我仿佛看到在昏黄的老屋里瘦弱的父亲站在小板凳上踮着脚尖趴在堂屋的东墙壁上一张张把这些奖状轻轻掲下，再把他们小心得一层层包好。从小到大，我们四个只要发了奖，父亲就会开怀大笑，然后虔诚而庄重的把它们一张张地贴到堂屋东墙上，亲戚朋友来了看到满墙的奖状也都会“啧啧”夸奖一番。这些奖状一直是父亲心头的骄傲，仿佛军人胸前的勋章能让内敛卑微的父亲瞬间挺拔起来。
从不喜欢拍照的父亲这次回老家更是拍了满满一手机的照片。一屋的东西能带走的都打包带到了扬州，不能带走的送人的送人，扔掉的扔掉。而老屋的角角落落也全被父亲装进了相机。那扇厚重的大铁门早已锈迹斑斑，剥落的瓷砖墙皮参差斑驳，仿佛不愿离开母亲的孩子。院子角落那台带给我们无尽甘甜和清凉的压水井如今也落满了灰尘满是锈迹，像极了一位老态龙钟的留守老人。大门口母亲砌的小菜园也早已荒芜……。父亲坐在沙发上久久地看着这些照片不说话，我知道，在遥远的千里之外，有他的青春和热血，有他的梦想和信念，有他大半辈子的喜怒和哀乐。
由于带毕业班，暑期要培训。活动结束后，我马不停蹄赶回老家。好哥们老平接到了我，他现在在拆迁队开挖掘机，昔日那个清秀腼腆的小男生，如今已变成了发福健谈的胖大叔。从市区到权台矿区大约半小时车程，这段熟悉却又陌生的路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黄山，茅村，夏庄，狼古敦，谢台闸，这些熟悉的地名仿佛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我的记忆深处悦动着。田地少了，小区多了。荒树野草少了，整齐绿化多了。当车子渐渐驶入那条拓宽的307公路的时候，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刹那间我明白了古人“近乡情更怯”的忐忑，也理解了贺敬之的《回延安》中“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的感慨。原来这都不是夸张，是写实。车子拐进庄头，老平指着面前的大片废墟说：“喏，你家到了。”我愣住了，这就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原来整齐的一栋栋楼房坍塌的坍塌，推倒的推倒，满眼的砖瓦沙砾，记忆中那条庄子中间宽阔的南北大路，如今也变得坑坑洼洼窄小泥泞。老平把车子停在路边，当我的双脚踩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的时候，我的脚步却沉重得抬不起来了。这条走了无数次的小路，如今也老了，小时候的我夏天在这里淌水，冬天在这里踩雪。我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小学，上完了初中，读完了高中，又从这条路上走出家乡考上大学，直到有一天离开它远嫁扬州。
路西有几台挖掘机还在轰隆隆得施着工，七八个工人在一堆砖瓦间忙碌着。老平带着我顺着这条路继续往北走，突然看到没多远的路西有座破旧的二层小楼房突兀在坍塌的房屋中间尤其显眼。老平说：“这个是钉子户，你本家，狗四家。”狗四是我的本家四叔，由于他家男丁多，他排行老四，于是家里人就随便起了个狗四的诨名。小时候我们当面都会恭敬得叫声“四叔”，背后也一并叫他“狗四”。记忆中的四叔头发三七开，穿夹克衫配喇叭裤，喜欢叼个烟嘴跟三五个人围坐在马路边的树荫下打八十分。“四叔，吃了没？”老平的一声招呼把我拉回了现实，我这才看到路边的树桩上蹲着一个人，看见有人来，他便站了起来。只见他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胡子拉碴，一件破旧的汗衫也早已辨不出颜色。老平说这是四叔。我叫了声“四叔”，他定睛疑惑地看着我，显然他已经不记得我了。我说：“我是庆玉家的大姑娘。”他“哎呦”一声叫了出来：“哎呀，原来是你啊！去扬州那么多年，我都认不出来了。”他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抹掉头上的汗水，接过老平递给他的一支红南京：“还是你孝顺啊，把你爸妈接到南方享福去喽。”我讪讪地笑了笑，问他：“四叔，你家房子咋还没拆掉啊？”只见他把刚才那支烟猛吸一口，往地上啐了一口骂道：“这帮狗日的欺人太甚，老子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说拆就拆，就赔了这几个钱还不够我养老的，不给我加钱谁再敢来拆我家试试，老子跟他同归于尽！……”老平赶紧又塞给他一支烟便拉着我走开了，身后四叔还在烈日下喋喋不休地骂着，我们渐行渐远，四叔的骂声也渐渐消失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了。
这条路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尽头便是我家的老屋。此刻，我就站在它的面前，它却再不能迎接我。房倒了，墙塌了，只留下一堆废砖弃瓦。只有老屋西头那根立了几十年的电线杆此时还努力得歪站在路边。这根电线杆上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我们姐弟几人用粉笔画过的成长线，弟弟用烂泥巴在电线杆上摔过的“哇哇响”，我们玩过的“木头人”和“捉迷藏”，同学来我家玩也一定会记住屋西头有电线杆的那一家。如今，所有的人都已离去，连一直跟它相依为命的老屋也顾它不得，先它一步倒下。它如一位留守老人，孤零零守在这片它曾经奋斗过的土地上，一直眺望着远方……
老平说：“走吧，带你看看庄东头。”庄东头有一条小路，弯弯折折，直通向我们的小学校，小路南边是大片的菜园子，北边是一口口大鱼塘。记忆中的这条小路承载了我童年求学路上所有的喜怒哀乐。每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相约一起去上学，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掐过我家的小菜瓜，摘过孙莹莹家的西红柿，扒过平圆圆家的紫山芋。春天时候，我们便爬上树去，折下大段大段发芽的柳树，围着头顶绕个圈，上面插满小野花，嘻嘻哈哈互相笑着追着。下雨天，我们穿着胶鞋打着雨伞，踩着一路的泥泞。下雪天，我们带着手套围着围巾穿着妈妈做的大棉袄，一路滚着雪球打着雪仗。我们曾为了捉一只青绿的蚱蜢趴在草地里半天，也曾为了躲一条突然从路边窜出来的小蛇而磕破了膝盖。这条路陪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陪我走过了我的童年和青春。
如今，这条路早已不见了踪影，菜园子也早已被铲平，所有的鱼塘也都被挖成了湖景。老平说这里规划的潘安湖湿地公园将成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我为家乡的发展骄傲和自豪，可是，此刻，为何我的眼里满含泪水？为何我的脚步沉重如铅？
再见了，我的故乡！再见了，我的老屋！再见了我的童年和青春！余生，你们留给我的将是无尽的乡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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