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幼儿班

我很小就在学校进出，但却没有上过幼儿园，因为没有。奇怪的是，不是学校的生产队有个幼儿班，但却不收我，才两岁，人家不要！

为了让生产队的社员全心全力地投入生产，就办了一个生产队的幼儿班，专收本队三至七岁的小娃娃。

在那每家都有三至五个娃的年代，生产队的幼儿班办得红红火火。三十几个“正式”的幼儿学生加上如我之类“不在编”跟着赶路的娃，共有四十多个。课间十分钟，大大小小的娃跳满了整个院子，你追我赶，真有一点儿学堂的样子。

幼儿班的老师，全队人都叫她先生羊（娘）子。这个称呼对当时的我来说自然不懂，两岁的娃怎么也不明白幼儿班的老师为何跟“羊”扯上关系？因为我想到的是牛羊的“羊”，是坡上吃草的那个羊。并且觉得这个称呼很“丑”，幼儿班老师在女人中算漂亮的，相比之下，“羊”很“丑”。

随着见识的增长，我终于知道先生羊（娘）子的意思了。因为她的男人是老师，老师者，先生也，先生的女人，自然就是先生羊（娘）子了。因为地方土语的称法，让我联想到了山坡上的羊，而此羊（娘）非彼羊。

现在想来，先生羊（娘）子其实就是一个大保姆，以上幼儿班的形式统一照看娃，防止娃们掉水井掉粪池掉河里。毕竟，这种悲剧有发生过。

先生羊（娘）子的房檐下，像模像样地挂着一个铃铛，一根红布带长长地垂下来，只有大人才够得着。

“当当当！当当当！”铃铛响起，娃们就像听到指令一般，上课下课，跟正规的学堂没区别。

那些“正式”的学生，有桌子有板凳，有铅笔有本子，会学“aoe”、写“123”，也学唱歌和做操。而我们这些不足三岁的赶路娃，啥都没有。人家上课时，悄悄地在教室尾听一下，觉得无聊又跑出来，看那芦花鸡在草丛中逮虫子，看那大公鸡雄赳赳气昂昂地伸长脖子打鸣，看那阳光下的红蜻蜓在地坝边的草垛上飞飞停停，停停飞飞。想要抓住它，还没靠近，它那八面玲珑的大眼睛早就发现，扇动盈盈翅膀，飞走了，然后痴痴地看它越飞越远。大孩子上课小孩子听话地在地坝上玩，不会跑远，家长的话像圣旨一般，没人敢去违背。

先生羊（娘）子也有一个娃，男孩，比我还小。那年代没啥吃的，农村柴火灶煨出的烤红薯就成了难得的美食。

记忆中，先生羊（娘）子经常给她的儿子烤红薯。

幼儿园的教室就在先生羊（娘）子的堂屋，隔壁一间就是她的厨房，灶堂的余火里，经常煨着一个半大的红薯，总有香甜的烤红薯的味儿甜腻地弥散在空气间，让娃对它产生无限遐想。然后就看见下课时分的先生羊（娘）子坐在地坝的凳子上，怀里抱着她的儿子，撕开烤焦的红薯皮儿，用小勺挖出半口烤红薯喂进孩子的嘴巴里。小男孩儿细细地嚼、慢慢地咽，围着一大群娃看得咽口水，直到烤焦的红薯皮撕到尾部，小勺刮尽最后半勺红薯肉才散去。

“我也要吃烤红薯！”终于，有大一些的学生明目张胆地“造反”。

“哪有烤红薯哦？没有！”先生羊（娘）子反驳。

“肯定有！我闻着烤红薯的甜味儿了！”造反的学生毫不退让，围着老师直打转儿，像一只闻到骨头味儿的狗，或像一只闻到鱼腥的猫。

“你找！找到了你吃！”先生羊（娘）子无可奈何。

“肯定藏在衣袋里！”造反的学生底气儿十足地指着老师的衣袋。

“你搜！你搜！”先生羊（娘）子拍了拍自己的空衣袋。

造反的学生真是吃了蜈蚣虫，胆大包天地真去搜了。搜完两个衣袋确实没有，小手儿迅速地伸进先生羊（娘）子的裤袋子搜，哪知伸进了老师女式斜操的“漏”口袋，直接摸到了老师的大腿根儿上。

“妈呀娘呀！”先生羊（娘）子一声尖叫，满院子的孩子张目结舌地看向老师。

在大家得知情况后，一院子的孩子哄笑起来，把那搜烤红薯的孩子笑得面红耳赤，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儿。

从此，造反的孩子不再找老师要烤红薯，先生羊（娘）子也不再在教学期间给她的儿子煨烤红薯。

烤红薯在生产队的幼儿班彻底消失，队办的幼儿班也少了一些不和谐的咶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