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您为何不再流泪？

本文系半撇私塾新媒体创意写作项目里程碑作品二。

  这几天心里总觉得堵得慌。

  十年前的今天，母亲过世了。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家里给辰辰辅导功课。从石景山匆匆赶到通州老家，哥哥嫂子们已经请了白事，叫我不必担心。然而我又能担心什么呢？母亲的身体已经冰冷，我抓住她的手，皮肤粗糙，关节肿大。

  我扶着母亲的胳膊，泪水止不住地落下，身形消瘦的她已经撑不起那件最喜欢穿的西服外套。曾经合身的衣服，如今竟显得这样宽松。我凝视着母亲的脸，那表情说不上是安详，倒有几分解脱，深深的褶皱或许是岁月的刻痕，但我想，那是命运这具牢笼映在她脸上的影子。

  1925年，我的姥爷郭众先拖家带口的从北平迁到安徽芜湖，开了家“中华糖果店”。那时候我母亲才刚出生，童年的记忆几乎都是在芜湖县城。在芜湖的那些年，是母亲生活最安逸的一段时光。

  然而这段时光在母亲13岁时走到了尽头。那一年12月初的某个早晨，姥爷和姥姥突然把母亲和弟弟妹妹叫醒，慌张地说要立刻离开芜湖。一片匆忙慌乱之中，不辨方向的母亲刚出城，就听到了芜湖城里想起了巨大的声响，那声音像是炮仗，但却更响了一百倍，整个大地都在颤抖，逃亡的人扑到在地，又仿佛要被地面下蕴含的能量掀到天上。头顶上黑色的“铁鸟”呼啸而过，母亲想要哭出声来，但是看到弟弟妹妹，她止住了哭，艰难地爬过去把他们搂在了怀里。

  1938年12月5日上午9时，日军出动机群轰炸芜湖城区，顷刻间千家成焦土，万户皆逃亡。

  母亲一家加入了“跑反”（逃难）的人流，不停地向南逃亡。几天过后，每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完全就是靠一口气撑着。路边隔一段就能看到身边没大人的小孩，或大或小，这是别人扔掉不要的。大人都活不下去了，那还顾得上孩子。走了一段，母亲发现妹妹不在，就问姥姥说怎么没看见妹妹。姥姥没停下脚步，只是拽着母亲，口中说了一句：顾不得了，先跑吧。

  逃了半个多月，也不知道逃到了哪里的一处破庙歇下了脚，总之是听不到枪炮声了，队伍中的人们渐渐放松了心情。姥爷和其他三个相熟的掌柜老板，合计着逃的太过匆忙，店铺里的东西也不知怎么样了，左思右想始终是放心不下。四人就说让女人们先在庙里待着，也好休养休养，他们几个则是再回到芜湖县城看看。姥姥和母亲极力反对姥爷此时回去，奈何姥爷主意已定，转过天就出发了。

  姥爷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们四个人除了其中一个身体不适提前返回，其他三人在回到芜湖后，被日军当成国军的间谍，直接射杀在了店铺之中。

  姥爷死后，姥姥悲痛难当，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上婆婆和小姑子都要她照料，只能把委屈嚼碎了咽到肚子里，先撑起这个家。好在母亲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各种苦活累活也能干得，加上小姑子，多少分担了一些家庭的重担。母亲说姥姥当年在姥爷的坟前独自站了好久，嘴里一直都在絮絮叨叨的说些什么。

  1945年，姥姥带着母亲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北京通县。此时日军已经投降，但是散落在中国各地的日本兵还是不少，他们和一些地方势力沆瀣一气，钻进山林成了土匪。这些因为各种原因落草为寇的暴力分子，隔段时间就突然冒出来烧杀掠夺一番，每次都得糟蹋几个黄花大闺女，有的甚至直接杀掉，搞得人心惶惶。好多年轻女孩出门前都得被家里人拿黑灰涂满脸。

  因为这样的原因，姥姥想尽快给母亲说个人家。正巧弟妹那边儿给姥姥提了个人，姥姥看过之后觉得还行，于是这门亲就这么定了。母亲迷迷糊糊的办完了婚事，盖头掀开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父亲严振东。父亲见到母亲第一句话是：今天挺累的啊。母亲回的第一句话则是：可不是累么，你能替我啊？

  我父亲能写会画，出口成章，算是个正经的知识分子。1962年，或许是为了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革命号召，一直在北京做工的父亲突然打定了主意自愿下放到通县老家。那会儿我的四个哥哥已经出生，连着我母亲，都不同意他回来。在城里好说歹说，每月能拿回个三十五十的，家里倒还过得去。前几年全国都处于粮食短缺状态，直到现在老百姓还没缓过劲儿。这当口儿回到农村，工作没了不说，最重要的是经济来源断了。

  然而和曾经的某个时刻极为相似，父亲主意已定，和单位的朋友吃了顿散伙饭就回来了。回到大队里办完手续挂上了号，每天就是去地里干农活，家里很快陷入了无米下锅的困境。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常常因为吃饭而争吵。父亲觉得母亲整日就只会弄这些棒渣贴饼子，实在难以下咽。家里四个男孩正在长身体，母亲十天半个月就要去大队书记那里借吃的，除了老玉米也没有别的了。那时候我已经出生，父亲就常把我放到筐里背着，跑到北京城里找我的三姑吃大鱼大肉。三姑父是绸缎庄老板，原配早年间得病死了，三姑这才填的房。有时父亲和我一走就是半个月，只留母亲一个人在家带着哥哥们继续吃那让人醋心的贴饼子。母亲总是委屈的急了，跑到三姑家里吵闹一番，父亲这才又回到家里住上一阵。

  可是这样吵吵闹闹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太久。1968年，时年48岁的父亲在农歇时间高谈阔论，说“苏联老大哥跟咱的关系长不了”，让巡查队的村干部抓了个正着。此时苏联与中国关系微妙，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中苏战争在所难免。中国国内，给后世留下断骨抽髓之痛的十年浩劫已经开始，村里虽然没有“革命小将”们，但是斗争形势也很严酷。父亲自认为没说什么大不了的，却被革委会戴上高帽子绕着38个大队游行了十几天。

  母亲远远地看到父亲被押着走过，只是攥紧了拳头抿嘴沉默着，仿佛周围人群的喊叫只是一场闹剧。

  父亲却是心高气傲的人，一天晚上趁着看守不严，选了口深井纵身一跃，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

  母亲和我看着面前的一捆炕席，那里面是父亲的尸身。批斗小组发现父亲失踪了，隔了三天才来找我母亲，又隔了两天才发现了父亲。

  乱乱哄哄地将父亲火化下葬。母亲让我和哥哥们等在远处，她独自在父亲的坟前站了好久，嘴里一直都在絮絮叨叨的说些什么。母亲对我说：活着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好说的，等人没了才突然发现心里冒出好多想说的话。这是最后的机会，说完了让他放心，也让自己死心。

  后来这些年，母亲一直守着寡，靠自己干农活和替人缝缝补补把我和四位哥哥拉扯大。因为我奶奶说话得罪了人，一贫如洗的父亲家被定为了上中农，导致后来我四个哥哥连当兵都没机会，找对象更是困难。给四个哥哥说亲家的那些年，母亲求爷爷告奶奶，白发一天天见长。

  母亲六十岁的时候，我二舅说可以给介绍个老干部，领着退休金，也有房，就是老伴没了。要是我母亲有意，就从中给撮合撮合。然而我大哥得知了消息，极力反对这件事情，理由是如今母亲儿孙满堂，怎么还拉得下脸去嫁人。母亲听到这样的话，只是笑了笑，然后回绝了二舅的好意。

  母亲这一生，对家庭，殚心竭力。

  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得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母亲痴痴地数着窗户上的格子，我不知怎么的就留下眼泪来，跟她说：妈，您别数了。母亲把我搂进怀里，轻声地对我说：大翠，咱不哭，妈睡不着，数数窗格子。

  其实我知道，从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起，活着和眼泪，母亲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本文根据严亚翠（化名）女士关于其母亲的采访记录撰写而成，在此表示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