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刘敬叔孙通列传》时，就在思考，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如此鲜明，做事方式又是如此不同，司马迁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来写，通过对比来表现他们做人做事的不同风格，也是有深意的吧。
为了区别两个人，我想用两个词语来形容：“向上看”的叔孙通和“向下看”的刘敬。
叔孙通是一个典型的“讨好”式人物，活得比较现实，他的目光一直在“向上看”，看上级，看皇帝，极尽所能揣摩汉高帝的心思，投其所好，见机行事，特别是这样几个细节对刻画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为了讨汉王欢心，放弃了自己的穿衣特色。在他为汉王制定礼乐的过程中，山东两个儒生不愿意随他，从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见风使舵，善于变通。“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这段对话亦可看出叔孙通的行为是为部分儒生所不齿的，而叔孙通也看不惯这些儒生，骂他们“鄙”，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不过后来，叔孙通费尽心思“向上看”，制定朝乐礼仪，让儒生排练在大典中一展精彩，让汉王有了至高无上的尊贵威严，于是汉王“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可谓是名利双收。
虽然后人对叔孙通褒贬不一，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一心为己、阿谀奉承的阴险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创建的礼仪确实很成功，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他作为太子太傅坚决制止了汉王废太子的行为，于汉朝的大局稳定来说功不可没。尽管他是一个一心“向上看”、富有心机的追名逐利之人，但他的才华和魄力也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应该说，他的性格中曲中有直，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人物。
而刘敬则是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秉公做事的正义形象，他的“向下看”，看的是国事民生，看的是未来发展。
首先，他做事有原则，不卑不亢，初次向汉王进谏时，他还叫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於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他没有采纳虞将军的建议换衣服，坚持穿自己的衣服见汉王进谏，后来汉王接受建议，建都关中，并赐姓刘，授给他郎中官职，称号叫奉春君。
其次，他践行有实力，不急不躁，识破了匈奴诡计后向汉王说明，却没有被采纳，还被训斥一番用镣铐拘禁起来。直到被匈奴围困，才知刘敬之大智慧，更加欣赏其才能，于是赏赐刘敬食邑二千户，封为关内侯，称作建信侯。
再次，他思考有眼界，不虚不浮，建议汉王和匈奴签订联姻盟约，促进对外发展；迁豪门名家人口到关中，促进内部都城发展。从汉王的一个“善”字可以看出赞赏有加。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汉王刘邦对叔孙通和刘敬的赏赐也很有特色，赏给叔孙通的除了名号外，大都是金钱，属于物质方面的需求，而赏给刘敬的，除了名号则有代表荣耀的姓氏、封敬二千户、善等，属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不知这样的细节是司马迁的有意为之，以突出两个人物的风格，还是汉王刘邦识人有智，更高一筹，看准了对方的心思而为之。
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普通百姓都是服务于天子的众生。可是在《史记》中，司马迁却敢为天下先，借下层农民出身的陈涉之口来了一句石破天惊之呐喊：“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其实就表明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写《史记》的立场，他不仅仅要为王侯将相立传，还要为即使出身不好却有志才有识的平民立传，让他们的英勇事迹流芳百世。
他抛却了世俗偏见，写了樊哙、郦商等出身贫贱的人物为王朝立下的汗马之功，并大力赞扬社会最底层的工商业者自立更生，勤劳致富的行为。包括为一些刺客之“士”的阶层立传，都表达了他对下层劳苦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洽阶级的不满。而且在多篇文章中，都有对统治者的讽刺贬低之言，如以滕公夏侯婴之口指出了刘邦的无情无义，这也是司马迁真正“向下看”，为民写书的真正价值所在。这也是《史记》的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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