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埃及开罗市女性难民状况的调研报告
——来自埃及开罗市的实地调查
前言
难民潮问题是近年来横扫欧洲的问题之一，而近日，“6.20联合国世界难民日”当天，由于以央视为首的中国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网络上掀起了关于中国是否应接收国际难民的大讨论。这些报道一方面介绍了目前国际上最主要的叙利亚难民问题，并对这些难民表达了同情，另一方面则介绍了中国在解决难民问题方面的贡献。一直以来，作为一个发展中、第三世界的大国，中国以积极关心国际事务、倡导和平和谐的形象立足于世界，但从对于此次报道的反应来看，国内民众意见存在着众多冲突分歧，国家主义、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包括阴谋论在内的多种意识形态相互争锋，对于生存空间、资源紧缺的焦虑十分显著，这些声音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国内外政治矛盾问题、战争问题、生存资源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问题引发了我更深层的思考，基于这个背景，今年七月，我前往非洲的难民接收国——埃及，在其首都开罗的无政府组织参与了难民问题的调查，以期通过近距离的交流了解国际难民的各方面状况，对难民接收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提供材料和依据。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2017年7月11日到8月9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位于Abd El-Moneim Mourad的无政府组织，对在该处注册的女性国际难民进行了一系列采访调查。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通过无结构访谈和街头采访的方式展开。其中，共开展了5次关于女权的话题讨论、3次深度无结构访谈（涉及受访难民人数共5人）、2次英文授课、1次街头随机采访。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结果
经过对于本次综合性的、全方位的调研所获资料的整理，我将调查结果分为调查基本情况和行程、开罗市女性难民的移民原因、移民后的生活状况、对于未来的展望四个部分。
一、调查基本情况和行程
今年6月，我在AIESEC官网申请了到埃及的志愿项目：Women Empowerment，于7月11日抵达开罗，开展在当地NGO的志愿活动，由于实际上面对的是开罗的女性难民，因此实践的内容走向有一些调整，相比起预计的女权主题，实际上更偏向于对于难民问题的总体了解和探讨，理论上每周工作3天（周二、周三、周日），直到8月8号回国。
位于Abd El-Moneim Mourad的NGO的主要功能是给开罗的难民小孩提供免费教学，在那里注册的难民妈妈每天带着孩子来上课，同时NGO也联合AIESEC国际志愿者组织向女性难民提供免费的英语和女权课程，但由于授课者皆为志愿者，再加上NGO的组织不力等原因，成年难民在NGO的学习相对不固定、不规律。
二、开罗市女性难民的移民原因
Abd El-Moneim Mourad的NGO接待的难民几乎都来自于非洲和中东国家，受访的难民中，除了一位厄立特里亚难民是因为祖国的宗教迫害而移民【1】以外，其余都是因为战争而来到埃及，有一位巴勒斯坦的难民告诉我，她的房屋因为战争被毁灭了三次。
（【1】据她所说，厄立特里亚目前总统只允许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境内从事宗教活动，其余宗教一律受到排挤，被视为非法。）
三、移民后的生活状况
受访的女性难民平均年龄30岁，来到开罗的时间不等，长至八年，短至一个多月。她们都至少带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居多），几乎都借住在朋友家中且没有工作，有的人会零散地打一些工，或者将自己做的菜拿到餐馆去卖。她们和孩子的生活所有开支都来源于接济或政府的微薄补贴。近一半人处于离异或者丈夫不知所踪的状况，少有的几位丈夫在身边的人，也面临着丈夫生病无法工作的状况，她们需要独自承担全家的生活开支和医疗费用。
难民在埃及受到歧视。受访者说，埃及人能够通过口音或相貌分辨出她们的难民身份，因此她们时常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是暴力。很多合法难民本来可以将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念书，却因为孩子在学校受到排挤而放弃，来到NGO接受教育。街头暴力也时常发生，一位厄立特里亚的母亲告诉我，就在受访的前一天，她和五岁的儿子在小巷中被一群当地青少年攻击，他们拉扯她的头发，向她的孩子扔石头，我看到了孩子锁骨位置拇指大小的新鲜伤痕。而当她愤怒地抓住攻击者，问为何要伤害他们，攻击者却报以抵赖的态度。据另外的受访者称，抵赖是他们在恶行之后的常用态度，包括在性侵之后。除此之外，据一位巴列斯坦和一位也门的难民说，即便是在NGO也存在对于难民的歧视现象，埃及人享有优先获取NGO服务的“特权”，这是意识上的，不成文的。
她们眼下的目标是带着孩子生存下去。在女权相关的课程讨论上，她们乐于分享自己的经历。我和我的搭档策划的讨论主体是性骚扰和强奸，参与讨论的难民每人都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其中八成的人都分享了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身边人身上的强奸案例，当中不少起都造成了女性的伤亡，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案件没有一个得到了司法程序的解决。当谈及这些案件时，她们之间流露出对于彼此高度的同情，却又显得异常平静和一些无力、一些慈悲。谈及街头性侵，当我问及她们认为为了避免异性的骚扰而用长衫遮蔽自己的性特征是公平的吗，她们说这是公平的，理所当然的，如果一个女性衣着暴露，则意味着对于男性的挑逗。
四、对于未来
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们感到很为难，一位母亲提到，长期寄住在朋友家，朋友负担很重，有时会向她发脾气，但她除了尽可能帮助家务也没有别的办法，关于未来怎么办，也没有什么想法。好几位受访者提到想要离开埃及，这是她们目前最大的愿望，因为在这里受到压迫和排挤，或者拿不到合法的难民身份。【2】她们眼下的目标就是带着孩子生存下去，但在我意料之外的是，她们无一不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很多母亲来NGO上断断续续的英语课程，希望能自己在家也教教孩子英语，她们认为英语十分重要，因为世界上的难民接收国几乎都将英语当做主要使用语言之一。很多母亲都在谈话中告诉我她们很为自己的孩子骄傲，说他们是聪明的孩子，其中一位向我展示了孩子在祖国的优秀学生奖状，另一位告诉我她五岁的儿子已经对电气工程十分感兴趣，经常在家拆卸和组装电器。当被问到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时，一位母亲告诉我，她对儿子没有要求，只希望他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当我搭档问到她们自己的梦想时，她们表示没什么可说的，当问到她们如何形容作为女性的自己，绝大部分受访者不约而同地只说了一个词，坚强。
（【2】这是一位巴列斯坦的女性，她说埃及政府不接受巴列斯坦难民，所以她在这里无法享受任何公民权利，NGO原则上也不接受巴列斯坦难民，这是唯一一家接受她的NGO，但所有难民中只有她需要向NGO付费来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就因为自己的国籍。）
（二）调查分析总结及反思
此次历时一个月的调研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认识阿拉伯国家女性的生活和难民的状况，即便我所看到的可能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采访和讨论前，我都会做出较为详细的采访提纲或研讨内容，甚至去猜测讨论的最终走向，但无一例外，每一次的采访和讨论过程都和我的预想偏离很远，最终我不得不放弃草拟好的大纲——因为不了解导致的想当然显得多么幼稚。我总被她们面纱下的坚毅神情所吸引，为她们口中不加修饰的坚硬锋利的流亡故事而惊心，面对她们真真切切的苦难和飘零，我时常无法控制地沉默。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正如一次采访过后的讨论中，一位朋友所说：“你们都是局外人，你们从更加文明的社会带着更加‘先进’的思想走到他们中去，但是其实无济于事——尽管可以赢得一些看得到的胜利。现实问题让宏大话语一下子无话可说。”在道德的注视下，一切行动都显得没有资格，甚至无法心安理得地去同情，光是记录已是背负了道德责任，我只能尽量客观冷静地叙述所见所闻的一切。
难民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问题。在联合国公约那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是主要的出发点之一。但落实到具体国家和地区上，问题就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问题、国内政治问题、国内经济问题、意识形态表彰问题——简言之，利益问题。但如果再把焦距放大，把眼光放到具体的某个无政府组织、放到志愿者与难民的身上，我们又能够看到人道主义的闪光。是这次实践让我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丰富层次，也很欣慰我能落脚于这第三层意义。
二战之后，历史构建的伦理基础面临崩塌，呼唤人道主义的声音和大国势力之间对于利益愈发激烈却不再明目张胆的争夺同时存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在欧洲首当其冲地打开边界，大规模接收难民的行为自然面临诸多质疑，赎罪论已经显得幼稚，利用难民作为新生劳动力，刺激欧洲缓慢增长的经济复苏的说法大行其道。但国内舆论对于欧洲形势不看好，众多声音质疑这种大规模接收难民的行为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治安、卫生、民族问题到底孰轻孰重，网民们站在国家的立场讨论政治问题。所以当假设被放到中国时，他们的意见就可以预料了，国际难民日期间，在由博主@唐纳德说在新浪微博上发起的“你是否愿意中国接受难民？”的投票中，仅有百分之2.6%的人选择了愿意接受，而参与投票的人数是20万。
从各个角度上看，中国目前是否会接收难民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的确，目前有31万多难民在中国生活，但他们主要是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接收的印支难民，其中99%来自越南。据联合国难民署网站介绍，印支难民是指1978至1982年逃到中国的大约26万越南人（大多是华裔）、2500名老挝人和为数不多的柬埔寨人。他们被集中安置到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除了已返回来源国的一部分，如今大都已拿到中国户口和身份证，融入了中国社会。除了31万多名越南难民，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目前只有825人在中国生活，其中141人是难民，其余的是寻求避难者。这141名难民中，120人来自索马里，而令网友们谈虎色变的叙利亚难民仅有20人在中国，还有5人来自伊拉克。在国际难民接收事务上，中国目前扮演的仅仅是“中转站”的角色，但由于程序复杂，实际上收效甚微。在解决难民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件事上，中国以捐款为主要承担责任的途径。
当置身事外甚远的时候，人以宏观话语谈论他人生死是很轻松容易的事，但当我走进开罗那条尘土飞扬、破烂不堪的小巷，踏进那间只有5平米的办公室，坐在那些来自中东、经历过来自和平社会的我从未经历过的战争的女士们面前时，除了沉默，还替宏大话语感到羞愧——当然，这种羞愧是极度私人的感受。我感觉到了人道主义声音在世界重重声音当中所处的位置，想到了那本切尔诺贝利的访谈录（《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从宏大话语中走进现实，我真切感受到了横亘于世界话语中的道道鸿沟，对于个人来说，现代的问题再也不是“我们应当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你需要选择，而在难民问题上，政治与人道主义的鸿沟几乎不可能跨越。
距离之遥远甚至让许多“人道主义”的努力都显得荒谬。一次采访，面对昨天刚因为身份问题被欺凌的妇女，我的突尼斯工作伙伴一次次重复地问她：“作为女人，你如何形容自己”和“你的梦想是什么”，她瞪大眼睛，不知所措。在女权的课堂上，来自法国的志愿者告诉她们，“你们作为女性的合法权益受到以下国际法律条例的保护……”，“当遇到危险，你们应当立刻向警方求助……”，而紧接着，一位在座的难民讲述了她所住的街区发生的一起幼女强奸案，警方如何视若罔闻，歹徒如何逍遥法外。阵阵失语向我袭来，面对这种荒谬，我自然而然想到了罗伯特·泽拉塔斯基为阿尔贝·加缪写的传记中的一句话：“这种根本性的不稳定——一个人无从得知他在与他人以及世界的关系中该立足何处——正是承认我们荒谬现状的另一种方式。”难民的现实、人道主义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无不是深深的鸿沟。我所看到的现实一遍遍警醒着我自己：You are not helping。
但这种认知对我来说并不导向悲观，话语之间的鸿沟反过来给每个场域提供了空间，甚至庇护。人道主义的前景如何我暂且无力断言，但在NGO我时常看到人道主义的闪光：孩子们总算是有学可上，在这里，国际志愿者不会因为他们的身份、国别而有任何态度上的改变，女人们的故事有人倾听。无独有偶，在一篇美国媒体对于德国接收难民的报道中我看到这样的描述：“慕尼黑成为寻求避难者进入德国的门户，也成为欢迎文化的中心。12日，随着一群疲惫不堪的寻求避难者抵达慕尼黑的火车总站，大家围拢过来，开始鼓掌。一个抱孩子的男子说：“谢谢，谢谢。”这些移民乘车前往一个非官方的接待中心。中心总是挤满了人，志愿者人数从30人到200人不定。其中许多人是来此度假的男男女女。他们在尽力帮忙，比如清理不断增加的食品和衣物包裹，或者从事阿拉伯语的翻译工作。一名想从事志愿工作的女性遭到拒绝，原因是这样做对候补名单里的人不公平。另一名男性两次试图向该组织捐助现金，但他们不肯接受。”所以，无论德国政府出于什么目的扩大难民接收，这都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实践提供了一种庇护和途径。看见难民问题的丰富层面的意义在于，如果你是一个有志于人道主义的人，则应当警醒自己免于沉浸在宏大话语之中，务必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位置，看到鸿沟，同时也需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
此次调研让我收获颇丰但也遗憾重重。收获主要在于认识论的层面上，初步切实了解难民事务，我不敢说自己帮了些什么，只能说我学到了什么。而遗憾在于，迫于组织和时间的限制，我没能接触到所有的开罗难民和NGO，因此调查在横向上缺乏空间广度和说服力，在纵向上缺乏更具结构性的具体认知和结论。不过获得了认识论的基础，我已一定程度上有了独立判断和思考下一步怎么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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