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儒家知识分子以兼治天下的入世精神为现实政治服务。但人生常常有通达之时，也有失意之处。在失意老庄思想又成为安顿身心的良药。因此，儒家与道家思想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阴阳两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使人无论在得意之时，还是在失意之时，都能保持精神充盈。
魏晋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特殊，也很有意思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上兴起一种新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玄学。玄学本质上就是把老庄哲学与儒家哲学融合在一起的结果。最终在儒家思想中形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
魏晋时期，谈玄说道，成为当时的风尚，也因此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一套独特的行事处世的原则，称为“魏晋风度”。其中著名的人物就包括“竹林七贤”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紧密相联的。鲁迅曾有一篇文章谈论“魏晋风度”，可谓是眼光独到，一针见血。
鲁迅认为，魏晋玄学家，在思想上，大都更倾向于儒家。维护社会礼制的。可是，魏晋时期的政治是非常黑暗的。上层的政治斗争常常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从汉末的曹魏代刘汉，以及后来的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都是经历过政治上的明争暗斗。这种权力争斗，是不符合儒家道德的。上层争斗也只是围绕权力和利益，仁义道德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但是， 为了维护政权的合理性，统治者必然要用虚伪的道德来粉饰现实政治。比如，曹丕取代汉献帝，在政治宣传上，与上古的尧舜禅让是一致的。现实，当然不是这样。因此，这一时期，儒家的知识分子们无法研究和探讨真正的儒家礼制，因为可能面临巨大政治风险。因此，儒家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老庄，从老庄的思想中，寻求对现实政治的避。
儒家本来是讲仁义道德的，但现实中，所谓的“仁义道德”被政治玩废了，变成一种虚伪的东西。于是，原来讲仁义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非礼仪而薄周孔”。正如贾府的焦大骂主子一样，是出于对主子的爱。所以，鲁迅说，焦大是贾府的屈原。
阮籍
阮籍生活的时代，基本上与三国曹魏的历史相重合。阮籍的父亲是名列“建安七子”之一阮瑀。阮籍十一岁时，曹操的儿子曹丕取代汉献帝，建立曹魏政权。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年），两年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晋朝。明白了这一历史现状，就会明白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谈玄论道了。儒家是讲忠孝节义的。曹魏代汉和司马代魏，都与忠孝节义扯不到一块去。于是，大家只好谈谈成仙得道，超脱生死了。这就是阮籍与当时人物崇尚老庄的原因。
至于轻世俗，也是很正常的。儒家讲的是世俗礼治，既然已经被政治玩废了。也就不必在意了。《晋书阮籍传》中列举了许多阮籍不守礼法之事，但细品会发现，他在破坏礼法形式的同时，重的是礼法的精神，这一点恰恰验证了鲁迅先生的判断。
比如在丧葬之时，是礼法很重视的，按规定，别人来吊唁之时，孝子要哭，别人也要哭祭。可是，在阮籍母亲去世的时候，别人天祭拜的时候，阮籍不哭。这一点，在形式上，很像庄子妻死之后的鼓盘而歌。但是，庄子是一种对生命的超脱。阮籍却是孝子，在母亲去世之后，曾因极度悲伤而吐血。他的不哭，是一种有意的对儒家礼治形式上的轻视。
还有一个故事说，阮籍的嫂子回娘家探亲，阮籍与嫂子道别。因此，受到别人的讥讽，大概这也不合乎礼法。阮籍说：“礼岂为我设耶？”看看这些所谓的违礼之事，其实都都很虚伪。
阮籍的这些做法其实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就是所谓的“佯狂避世”说“明哲保身”也未尝不可，但终不如佯狂避世更贴切。
阮籍
阮籍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拒绝司马家的求亲。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司马昭曾经准备为司马炎求亲于阮家。阮籍既不愿意，也不好拒绝。于是天天喝得大醉，一直六十天，司马昭也没有机会提，只好作罢。
拒绝司马家的求婚，现在的人们恐怕很难理解。多少人钻头觅缝想嫁入权门而不可得。但是，阮籍的拒绝，本质上还是一种自保，上层政治毕竟太恐怖了。
阮籍不但拒绝过司马家的求婚，还拒绝过曹家的高官。曹爽就任大将军之后，请阮籍任参军。阮籍拒绝了。过了一年，曹爽就被司马懿收拾了，这时，人们都佩服阮籍的先见之明。
总之，阮籍这些人，他们表面上好像崇尚老庄，但骨子里是儒家思想。在政治险恶的时候，他们只能以老庄做为保身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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