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的男主有种超能力，即在所有谈话中制造出极尴尬的氛围。我对这部电影的喜爱，至少有一半是源自男主对于沉默这件事采取了明目张胆的姿态。例如，有一回他到侄儿的女同学家里做客，和她的单身老妈在客厅里闲聊，侄儿则在楼上以辅导作业为借口大泡其女儿。结果小两口听到老妈跑上楼来敲门求救：楼下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他坐在那儿半句话也不吭！这个片段堪称一件尴尬的行为艺术作品。美中不足的是男主的超能力并非天生，而是因遭遇不幸所至。于是他制造的尴尬就有了被人原谅的理由。而那些天生不善辞令的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半生不熟的人们在一起时，总要找点话来说说？何以沉默会引发尴尬，而尴尬又会引发更多沉默？这当真是人性的不解之谜。

设想你参与了一个重要的饭局，你要向局中的核心角色（领导、上级或有身份的人物）敬酒，说一些表示恭维仰慕的话。如果你是个对自身的言行有所自觉的人，就会意识到你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你必须说出一些悦耳动听的言语，但同时又不可过分表露出刻意讨好的目的，你所释放的“甘言”要恰如其分、点到为止，让他感觉那是发自内心的“非马屁”。与此同时，你知道对方即便不会轻信这类场面上的恭维话，多半也会识趣地做出善意的回应，表现出很受用的样子。这个过程充满了相互催眠的意味：你认为应该如此，我觉得理当这般，如果大家配合的好，这就是一场愉快地扮演，甚至也有可能弄假成真，建立起真感情。交谈的双方戴上各自的面具，以均衡、和谐、圆滑的姿态步入到某个剧景之中，并在真实自我与扮演的角色间保持着半醉半醒、亦真亦假的态度。社交场合往往要喝酒助兴，若不喝酒就会“没有气氛”，这是因为酒精有助于人们更快地进入催眠状态。敬酒这个动作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催眠意味。如果被敬者不喝，意味着敬酒方已经主动入戏，而被敬方却拒绝入戏，前者就会因戏演不下去而遭拆台，他带上的面具就会被对方的拒绝撕下来，这就是“没面子”。我们常说社会地位高的人“面子大”，其实也就是说召唤大家进入催眠状态的气场和能力比较强大，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影响力越大，便越能驱使在场的人们去扮演既定的角色。例如某个重要领导下来视察民情，结果半条街的群众都是演员。饭局也许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即使在一般性的交际中人们也需要扮演某种社会角色，例如我和你仅仅是认识，当我们共处一室的时候，就不能不向彼此证明自己很重视对方的在场，否则就会被视为“目中无人”，于是我们就被迫去扮演一个叫“关怀者”的角色，彼此嘘寒问暖。

交谈的“气氛”其实就是社交双方自愿营造出来的催眠剂。当一个人主动向另一人说话时，意味着他正在向对方抛出这种气氛，与此同时，他放弃顾虑，率先进入了自我催眠的状态之中，这意味着他不但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假设对方认可了这一角色，这种假设就是需要由交际主动方所承担的风险。这时对方如果一直沉默以对，说话者就会倍觉尴尬，因为他的自我催眠被对方以沉默的姿态强制性地唤醒过来，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对方的注视下进行了一次自欺，于是在清醒的同时产生了一种被揭穿的羞耻感。因此，尴尬与演员在舞台上遭遇冷场或喝倒彩颇有类似之处。舞台就是一片被允许进行公开欺骗的空间，观众明知道那是假的，但他们抱着乐意被骗的心态来观看演出。优秀的演员必须通过他们的表演才能对观众进行催眠，使其全身心投入其中，彻底忘记节目的虚假性。当演员表现不佳未能将观众带入梦幻世界时，观众就会以冷场、离坐或喝倒彩的方式，取消演员在舞台上进行欺骗和撒谎的合法权利，使得表演变回纯粹的自欺。索雷斯库在一首叫《演员》的诗中揭示了尴尬与表演之间的这种关系：

演员——最最潇洒！

他们挽起袖子，

懂得如何进入我们的生活！

我从未见过哪个吻

比第三幕中演员的吻更加完美，

当情感

渐渐明朗起来的时刻。

 

他们满身油污，

头戴地道的鸭舌帽，

从事着各式各样的职业。

他们在对白中进进出出，

就像脚踏着一些地毯。

他们在台上死得那么自然，

以至于，除去完美，

那些墓地中人，

真正的死者，

那些永远的悲剧角色，

仿佛动了起来！

 

而我们，死守这单一生活！

就连这种生活也不知如何去过。

我们胡话连篇，或者长年沉默，

尴尬，毫无美感

都不知道该将手放在何处。

尴尬可能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变得更明显，因为古代的人们并不觉得不善言辞是很大的缺陷，反而时常将沉默当做美德来宣扬。随着科学与平等观念的普及，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在无论生理上还是人格上其实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任何先验的道德原理使得一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另一个人（例如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这在古代乃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现代人怀着这样平等的观念去社交时，就会感知到一种普遍性的虚伪：不管这个社会如何掩饰，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其实依然充满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例如敬酒往往是地位低的人向地位高的人表示服从的仪式，又如男女搭讪其实暗含着一种性征服的意向。因此现代性的社交原本就处在尴尬的境地中，一方面是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在人们骨子里扎根了，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关系依旧要依靠等级尊卑来运转，这使得现代人在社交的时候比古人更难以进入催眠状态。古人可以认为自己是被某种神圣的宇宙规则所驱使；而现代人则缺少这种精神催眠剂，相反，他所做出的各种社交姿态时刻处于被平等观念唤醒的危险之中。这即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祛魅”在微观层面的表现。祛魅意味着世界的宗教性、象征性色彩世界被日常性、客观性所取代。而前者恰恰是古代社会籍以表演各种社会仪式的无形舞台。现代文明的祛魅使得人类难以在社交关系中长时间保持被催眠的状态，相反，在价值紊乱并缺乏共识的现代社交中，人类普遍陷入了一种极不稳定而且复杂多变的浅度睡眠里。（《黑客帝国》这类电影或者就是此种心态的反映）部分人甚至丧失了被催眠的能力，成为彻底的失眠者，而这样的人往往会成为社交恐惧症患者。

现代文明前所未有的组织能力赋予了社会以强大的解释能力。任何事物背会被放入到社会符号的体系里予以解释，解释不了或拒绝被解释的事物就会被忽略。例如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是一种拥有悠久生命力的传统，它被赋予了诸如高洁、自由、洒脱、超逸等许多正面价值，但进入现代文明以后，隐逸文化就被彻底破坏了，脱离社会不再具备任何积极意义。沉默可被视为一种语言的隐逸，沉默在现代社会也同样被剥夺了美德的性质。这是因为社会的符号化以及高度的组织性会强迫身在其中的人说话，迫使他对自身的在场做出解释，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在社交场合始终一言不发是不合时宜的，有某种力量强迫你开口说上两句场面话。语言具有敞开和遮蔽的双重功能，一个人说话，就是通过语言敞开了他自己。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现身在世的可理解性作为话语道出自身”。个体处在组织化的社会关系中，犹如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处在某个宏大的文本之中，被其它的句子和文本包围着——换而言之，被某个语境包围着，这个语境会迫使它展示出某种意义，也就是说，强迫它以特定的方式自行展开，以保持整体语境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这一语境是意义的来源，如果它的完整性被破坏，人们就将被迫面对虚无或者荒诞）。因此，当一个人身处社会规则之中时，就不得不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使得说话的人得以参与到社交规则中来，并从中获取到自身的存在感。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通过语言来自我敞开，这个语言就是他展开和遮蔽自身的台词。一方面，他通过说话向外在的环境展示了他对于体制的可理解性，另一方面，社交辞令也将他真实的自我遮蔽和保护起来了。在现代社会，说话（说场面话），而不是保持沉默，才是维持自身独立性的一般性策略，因为过度的沉默反而会引起他人的关注，并可能会被要求做出解释。这有点像哈维尔所举的关于极权主义的著名例子：一位蔬菜水果店经理在他的店里挂起一条横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该举动并不表现这位经理真实的信仰，它只是一块挡箭牌，意在对体制传达一个信息：我愿意向你们妥协，以换取横幅之下的一片小小自由，你们别来找我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