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了凡经云谷先生点拨后，分析自己不能科考及第和一生无子的原因时，其中一条“余矜惜名节，常不能舍己救人”。
这是《了凡四训》记载的一句话。这里的“舍己救人”是“舍己之名节”。倘若舍一些钱财，落个扶危济困的美名都容易做到。倘若舍生取义就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但历史上也不乏为了名节对人对己近乎苛刻，甚至慷慨赴死的铮铮之臣。倘若舍去名节，为了全局利益，背负骂名，委曲求全就需要有大智慧，大胸襟。虽然《了凡四训》作为一本训子善书，在人们眼里只是道德教育的启蒙读物。但是“舍名节救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翻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每个朝代都能看到文人志士归隐山林，远离世俗那飘逸的身影，而且人们给他们的评价也多是溢美之词：儒雅、高尚气节、不事权贵、远离世俗.......“归隐”成了历代文人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中国古代文人隐士多以“天下……无道则隐”这句话的为托词，但孔子是主张积极入仕的，而且纵观孔子一生，为官的日子虽然不多，但他不为官的时候都是在积极从事社会工作，从来没有隐居的打算。所以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应该是 天下有道的时候则拿出你的主张，无道则隐藏锋芒。联系后面这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就完整了。天下太平盛世却隐居山野，遇到暴君不知自保反而锋芒毕露，据理力争，以头抢地，以死抗争都是不对的，所以“隐”应该是在“邦无道”时隐藏锋芒而不是“隐居”。
隐居是在给自己逃避社会责任找借口。等太平盛世来了再出世，难度无异于等待机会投胎。国家动乱时隐居，太平盛世真来了还要你干什么？这些人视个人名节大于社会责任， 为保持名节，宁可不做也不做错。
2008年游北京孔庙国子监，看到进士碑上李鸿章名字后面被注上了“卖国贼”。人们把烧教堂、扒铁路看成是爱国。却把奔走于各国使馆，与外国讨价还价的使臣看做卖国贼。在当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几千里海防无险可守，大清帝国已经无兵可调用，剿匪平乱靠湘军、淮军等地方军队。连年战乱，生灵涂炭，朝局动荡的情况下，促成停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已的办法。李鸿章一生致力于兴办洋务，寄希望于强军强国，难道李鸿章不爱国？谁都知道签约会背负千古骂名，李鸿章人中龙凤，会连这点事都不知道。然而这个残局终归要有人收拾。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约回国后，舆论哗然，清政府解除了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以转移公众注意力。于是李鸿章自然就成了焦点，无论是民间，还是各大报纸，极尽骂人之能事，一时间骂声铺天盖地。仿佛谁不骂李鸿章谁就不爱国。有人还把死去一年的苏州昆班丑角杨三搬出来，写了一副对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可是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后，却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并为李鸿章生错时代而惋惜。然而李鸿章就是属于这个时代，当时他已经73岁，托病归隐可以保住兴办洋务，大清能臣的名节。然而临终几年的奔波却换来了千古骂名。
舍财取义，难；
舍身取义，更难；
舍名节取义，尤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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