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瓦》看上去是一部讽刺小说。写一位有着七个女儿的父亲，如何为孩子的婚嫁操心，却落了个费力不讨好，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意愿。连续的打击，令他心灰意冷，熬日子等死。
小说第一自然段便把我们带入某种幽默的境地：
姚先生有一位多产的太太，生的又都是女儿。亲友们根据着“弄瓦弄璋”的话，和姚先生打趣，唤他太太为“瓦窑”。姚先生并不以为忤，只微微一笑道：“我们的瓦，是美丽的瓦，不能跟寻常的瓦一概而论。我们的是琉璃瓦。”
生男孩是弄璋之喜，生女孩则成了弄瓦之叹，这一典故来自《诗经·小雅·斯干》，意思是生下男孩，就让他玩玉璋，期待长大成贵人；生下女孩，则让她耍弄陶瓦状的纺锤，以便日后做贤妻良母。《诗经》对生男生女之别的形容，建立在当时社会分工的基础上。随着历史发展，也内化为“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不用说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放在今天，一家人连续生了七个女儿，那一定是灰头土脸，毫无光彩的。面对周围人的嘲笑，姚先生的化解方式是引以为荣。他依循一般的望文生义的理解，说我们的瓦是漂亮的琉璃瓦。将心比心，姚先生实际上不可能那么洒脱，但他的这番话，体现出一种积极的心态，至少让这个家庭能挺起腰杆过日子。
在解读这篇文本时，要避免两种道德先行的态度，一是女权主义批判的将女儿物化、商品化的视角；另一种是自由主义提倡的婚姻自主的视角。
先看所指控的物化视角。姚先生是不是把女儿当做工具，要靠女儿挣钱、升职等等呢？显然不是。小说写道：“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在此例。姚先生很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要他靠女儿吃饭，他却不是那种人。”张爱玲在这里明确指出姚先生并不是那种靠女儿吃饭的人。至于这段引文中前一句“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这并非姚先生个人的、主观的看法，而是张爱玲对于一般社会状况的客观描述。在当时，女性面临教育机会缺失、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就业歧视严重等现实困境，父母生下女儿，供养一二十年，然后把女儿嫁出去，等于帮别人抚养，还要搭上巨额陪嫁用品，又缺乏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等公共政策，自然会觉得养女儿倒贴亏本，“养儿防老”才是最划算的投资。有人说，在民国时期，女性也已经可以接受中学甚至大学教育了啊。但只需看看张爱玲笔下许多受教育女性的遭遇就知道，还不如别受教育，读了那么多书，最终还是嫁个好夫婿才是硬道理。这使我想到一个标语：“高考挂了别灰心，我在工地等你；过了的别高兴太早，四年后我们还是在工地上见。”与这样的背景相对照，姚先生的观念实在是开明进步。
再看所谓的婚姻自由。有人说，姚先生“父爱如山”，干预女儿婚姻，让女儿喘不过气来，是导致女儿们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事实并非如此。难得找到比姚先生更尊重女儿选择的父亲了。小说中有一句话：“关于她们的前途，他有极周到的计画。”许多人抓住这句话，认为这就是姚先生干涉婚姻的明证。可是，从社会习俗看，一个父亲，若以尊重自由的名义，对女儿的婚事不闻不问，可不可能？从亲情伦理看，自己的骨肉，哪有不操心忧虑的？该和谁恋爱，一般的闺蜜都有咨询建议权，难道做父母的，连个审查的机会都没有？事后通牒就完事？这在今天，在婚姻最自由平等的国家，也都是匪夷所思的，更何况在那时？
姚先生对女儿婚事“有极周到计画”，意思是说，他作为父亲，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阅历，对于女儿的终身大事，做出更理性的判断，从而为她们的婚姻幸福，创造最好的可能，至少减少婚姻不幸的风险。在包办婚姻体系下，也为这种选择的合理化，提供了各种制度条件，比如“门当户对”的资格认证，“三从四德”的相处之道、“七出三不去”的离婚限制。尽管我们今天可批判说这些封建礼教是剥削压迫妇女的，但已经有很多社会学分析指出，包办婚姻下的婚姻幸福指数（包括离婚率低）并不亚于自由恋爱、三从四德等伦理规范也确保了家族血缘的传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七出三不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更好地保护了妇女等。
姚先生虽然有周到的计划，但他实施的方式却显得没有权威、软弱无力。对于大女儿的婚事，他最用心。经过周全考察，他为大女儿选中了公司股东的儿子。大女儿琤琤的态度，是“有过很激烈的反对的表示”，不过只是表面的反对，实际上并非不中意。而姚先生呢，“再三敦促，说得舌敝唇焦”，接着又拍着胸脯保证：“以后你有半点不顺心，你找我好了！”能够让女儿嫁个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家庭，这当然是好的选择。姚先生并没有用暴力，而是耐心说服。更重要的是，“琤琤和对方会面过多次，也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挑剔，只得委委曲曲答应了下来。”会面过多次，说明实际已经是自由恋爱。而“委委曲曲”答应，也不完全是自己受不公压迫的结果，注意，这里用的是“委曲”而不是“委屈”，其实是说经过一番波折，好事多磨，而不是内心迫于淫威。
而且，根据后面情节，琤琤是非常有主见的女人。她告诉丈夫：“我爸爸即使是老糊涂，我不至于这么糊涂！我爸爸的职业是一时的事，我这可是终身大事，我会为了他芝麻大的前程牺牲我自己吗？”；“你想我就死人似的让他把我当礼物送人么？你也太看不起我了！”之后她更是死心塌地跟从丈夫，不与娘家来往。尽管是为了避嫌，但也显现她是一个很能决断、也很绝情的人。
至于后面两个女儿的出嫁，父亲的操劳更显得乏力可笑。首先，他对女儿的婚事已经心灰意冷，“决定不闻不问，让她们自由处置”；然而，对女儿的关切，又让他实在忍不住要挂心操持。其次，次女曲曲，更是难以控制，“姚先生自己知道绝对管束不住她，打算因势利导，使她自动的走上正途。这也是做父母的一番苦心。”他费心安排曲曲到某个机关做女秘书，以为这里人才济济，不难挑个乘龙快婿，“选择是由她自己选择！”谁知曲曲偏偏看中了三等书记王俊业。恋爱的过程，也是曲曲故意大张旗鼓气父亲的过程。她取笑父亲曾经的骈文启示；讽刺说“爸爸，你就少管我的事罢！别又让人家议论你用女儿巴结人，又落一个话柄子！”她还公然在咖啡馆舞场与男友卿卿我我，导致外面各种谣传，让“守礼君子”姚先生无法忍受，只好让她嫁给王俊业。
曲曲和王俊业，是五四青年的典范，独立、反叛、恋爱至上、追求自由。可惜到结婚，还是没本事脱离父母，王俊业手里一个钱也没有，家里除了母亲还有哥嫂弟妹，住处都是租的。姚先生只好另替曲曲找一间房子，买了一堂家具，草草置备几件衣饰。曲曲嫁了过去，生活费仍旧归姚先生负担。一方面号称是自由独立的新一代，另一方面却理直气壮充当啃老族，这是不是太虚伪太过分？
三女儿心心的婚事，阴差阳错。相亲时没看上相亲对象，倒看上了陪坐的北京青年。姚先生试图中断关系，没想到柔顺的心心也开始反抗：“把我作弄得还不够！我——我就是个木头人，我也受不住了哇！”姚先生抑郁成疾，病倒了。在他生病卧床期间，他太太陪心心和程惠荪一起看过几次电影，而且程惠荪还来姚家吃过便饭。“姚先生也懒得查问这笔账了，随他们闹去。”他彻底承认自己做父亲的失败。对于一个父亲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打击了。
且不要以为姚先生是自讨苦吃，也不必一听说长辈介入孩子的事情，就敏感地以为权利、平等受到了侵害。正如前面所叙，那是不负责任、不考虑别人、不计后果代价的伪自主，说到底还是自私。为什么就不能同情地理解姚先生作为七个女儿的父亲所承受的生活的重负、尊严的屈辱、声音被忽视的痛苦？
婚姻的本质定义是什么？“上以事宗庙、下一继后世”，具有家族性、政治性、神圣性。婚姻从来都不是纯个人的选择。在传统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天经地义的法则，那里容后辈插手置喙。姚先生不过是在履行父亲的本分而已。有人或质疑说，民国时期，新旧交替，观念变革，启蒙知识分子不都在提倡婚恋自由、跳出家庭牢笼之类嘛。但这仅仅是理想而已，并没有真正触动婚姻的社会基础和老百姓的情感连接。如胡适那样的启蒙先锋，婚姻上仍然忠于原配；而鲁迅则有了“娜拉走后怎样”的反思。所以，要姚先生这样的普通人也有很高的觉悟，乃强人所难。道德的大棒好甩，要感同身受人家的苦衷，就太难了。
不是说理想不好，而是说有些看上去保守的东西，一定有其存在的逻辑，尤其精神性的、道德性的价值。今天的选择越来越开放多元，LGBT等也可以追寻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自己的社群归属，即便如此，主流的价值观仍然是家庭伦理至上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想要提倡自由，就无顾他人的制约条件、情感纠结，强迫去要平等要自由。其实每个人，在某些方面是激进派，在有些方面一定是保守派，只不过有时被压抑而已。自由，不是凌空蹈虚。自由的前提，是善意地理解。
姚先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父亲的隐忍和尴尬。在精神分析的解释中，父亲往往意味着阳刚、强大，是孩子最本能的欲望的对象。父亲的伟岸，既成为孩子的偶像，也成为孩子想要超越的敌人。而当有一天，当孩子突然发现父亲脆弱、无能的一面，父亲的权威顿然垮塌，被肆意嘲弄，不被尊重。传统社会，如姚先生这样的人，担负起一家人的供养重任，到该自己拿决策时，却人人我行我素。你说他这做父亲的，还能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姚先生愤而辞职，也是他捍卫自己尊严的被迫行动。大女儿琤琤的婚姻最终不幸，更不能怪到父亲包办的头上，否则因果链条就太长了。就像我们不能把自由恋爱的人进入婚姻后的不幸，归于自由恋爱本身，而是要归于一个人如何正确地处理婚姻、家庭关系，如何善加经营爱。其实在这对小夫妻春风沉醉、如胶似漆的新婚期的那段对话，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丈夫不可能信任她，而她对待父母的极端态度，也早已决定了她的遭遇。
我不是在为包办婚姻、父母干涉子女选择等辩护，而是说，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那些支撑人们行动的背景、约束条件，才能对人的情感和道德，有较为公允的评价。与其说《琉璃瓦》在嘲弄姚先生，不如说是讽刺揭露了这些女儿们的自以为是、自食其果。对于常常被羞辱的、说话毫无分量的姚先生，作者是有充分的同情的，张爱玲把他舍己的付出、内心的纠结、做人的无奈、做父亲的悲哀，都一一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可谓是对五四启蒙提倡的那些自由解放口号进行冷峻审视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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