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愈是风雨如晦之际，心灵愈是宁静

有一种人，愈是风雨如晦之际，心灵愈是宁静

读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

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在一片对中国历史的挞伐声中保持了自我，他说对本国历史要报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西南联大坚守着知识分子的本分，写下了《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国史大纲》等令后人敬仰的杰作。

而当他站在一九四九年的香港街头，看见满街露宿、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他是钱穆，字宾四，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从前有一故事说，仙人吕洞宾，能点铁成金，他遇到一乞丐，把一块泥土用手指一点成了金，给那乞丐，但乞丐不要那金，却要吕洞宾那手指。我们去学习，学习的只在知识和技能上，那些知能，纵有价值，也仅像一块块黄金。什么是能点铁成金的那手指呢？我们当知，我们之自身，我们自己所修养锻练出的品格，才是那点铁成金的手指呀！

一个宗教徒，他懂得向往天堂和上帝；你且问他天堂的情况，上帝的高矮肥瘦究怎样？他自然不知道——但他总有了这一番向往。我们要有人生理想，这也并非有具体内容可说；只要有此一向往，有此一想象，就是了。倘若一个人真能具有了如此的向往和想象，他的气象自会不同，他的格调也自会不同；接着第二步他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也会因此而不同了。

我们常说中国文化，那中国文化的最要处在哪里？我想：中国文化之最重要﹑最特殊处乃在其能着重学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日新月异地上进。这种向上和前进，乃是人格的表现，但不一定便是道德的表现。由外面看来，像是平平常常的，并没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鲜明界线之存在；但在其内心人格上，是可日有上进，实不平常的。信上帝，进天堂是死后事；但是，讲到孔子的道德，中国文化之所重，则全在我们未死之前这一生，全在当下平常日用间。“学无止境，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在我们内心境界上，有一个天天上达﹑欲罢不能之境；这始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学问和独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要表露给人家看：所以说：“古之学者为己”，又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曾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他的内心境界，真是天天在进步。又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知：箪食﹑瓢饮﹑陋巷，在外面的人尽可见，看来好像总如此；但讲到里面，颜子的内心方面，则天天在进步，所以他觉得是可乐。

孔子亦说：“我见其进，未见其止。”浅言之，如我们毕业后，去当一小学教师，每月得薪五千元，如此一年复一年，可以老做一小学教师，老得月薪五千，这也无所谓：但论做人，便不能老如此无长进。我们要能活在一个精神境界里，要在自己人格上，不断有上进，从童雅到白发，那只是身体物质上变化。这种变化，一切禽兽生物都有，却不是上进。我们做人，从幼到老，也不是上进﹔上进则在精神上。孔子所讲的道理，即中国文化之最独特﹑最有价值处，是要懂得人之一生，在他内心应能天天有进步。每一人有他一分最高可能的理想与境界。诸位若知道这一点，人生乐趣与人生大道都在此；并可由此知道中国文化之高深独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