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开年会,没想到拿了员工之星奖,内心有些雀跃,算是对我这一年常常忙到想吐的状态的一点肯定和慰藉。
领导挺有老干部风,给每个获奖的员工都写了首诗,别人都七言,就我五言,“江南春意萌,北国两载行”,我倒是有点喜欢这两句诗,堪比我妈生我的时候随口而成的那两句“丹桂尚飘香,冬意已萌萌”。
冬天的团结湖公园 冬天的团结湖公园两载行结束了。要离开北京的时候,有朋友问我,你最近是不是得和各种各样的北京友人道别,饭局都安排满了,我笑笑。
其实没有什么饭局,除了早先在英国的朋友,以及同事,在京新结交的朋友少之又少,倒是有几个关系不错的PR约着走前见一面,但一则我不会把有工作关系的PR视作朋友,二则,算上他们,也没几个饭局。如果不是圣诞节那天跟大可去了趟酒吧,众人一起合唱Hey Jude,恍惚间仿佛回到与英国道别的时刻,恐怕直到现在我对离开北京这件事也产生不了什么伤感。
Hey Jude成为国民神曲是有原因的,不管大家在干什么聊什么,基本到位了就开始一起Na~Na Na~Na Na Na Na~Na Na Na Na~Hey Jude~氛围好得不行。离开英国前一次大合唱,离开北京前一次大合唱,值了在北京待了两年了,到了终点的时候,觉得时间似乎比我想象中过得要快,但真要回想起来,又觉得自己这两年做了好多好多的事,生活虽绝大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密度却大得很,满满当当的,真的把每一件事都揉碎展开,这两年,其实要长过我刚开始工作的两年。
我是憋着一口气来北京的。2017年,我想挣脱那份琐碎且脱离新闻已经太远太远的工作,我那时候自认为自己喜欢采访,也喜欢写作,喜欢记录,也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推动社会发展的事,但在前一份工作里,我既看不到实现职业理想的可能,甚至看不到自己能在采写或工作能力上继续成长的可能,于是我提出了离职。
一些领导劝我留下,但其实多少知道劝也劝不回,唯有燕姐没有劝,见到我的时候直接说,我觉得吧,年轻人是应该出去走走。
那时候我的目标也很清晰,就是想去采编成体系的传统媒体,我那时觉得,自己已经在凭借自我体悟工作的自媒体里工作了两年,一定养成了不少坏习惯,但不跳出这个框架,就不会有人告诉我坏习惯有哪些,好习惯应当是什么,对于一篇稿子,目标该如何设立,有没有方法论能够帮助我抵达终点,刚开始只能延寻最笨的方式,写出及格线的稿子都没有关系,人总需要有架构有积淀,才能慢慢积蓄力量往前走。
当时的认知,如今想来也不是错的。后来难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没能拿到上海那家媒体的Offer,却来了北京,进入了我当时、至今、或许在未来都会认为是国内对采写要求最高的媒体。
然后是一段长达近4个月的生不如死的生活。
我自知自己水平不行,但也从没有想过自己会被虐成那个样子:写作不过关,一个简单的消息稿被打回三次四次;采访不过关,做负面报道,不知该从哪里找到能对我说那些核心负面的采访对象。
我自认为不是一个习惯自我设限的人,但在这里做稿子好像一次又一次在突破我的想象力;入职三个月后,我在一篇消息稿改到第四遍的时候边哭边改,然后像是开了闸一样,每天一对着电脑就哭,哭了一周,3总好心地给了我他们公司心理咨询的电话,对我说,公司允许他们的员工和家属去做心理咨询,让我说自己是他家属,去聊聊天。
北京的生活也让我压抑。初来北京时遇上大火,租房价高难寻,找到一个非隔断的小房间,床尾是桌子,房间甚至容不下一把椅子,无论我把窗户关得多么紧,屋内温度都上不来,我过了一整个需要穿着羽绒服或靠在暖气片上写稿的冬天。
那个房间在惠新西街北口,第一次早高峰坐地铁,我等了4班车也没登上去;北京地铁的换乘长而又长,东单站甚至像机场一样有传送带;最难忍的是干燥,至今我每次去南方出差一段时间,回到北京总要流点鼻血,连续在北京过了第三个冬,今年的冬天依然有几天能在鼻腔里擤出鼻血来。
北京的马路宽到我来之后再也没有买过一双细跟鞋;稀疏的便利店让我很多次想到了采访地点买瓶水都买不到,最后口干舌燥采访完回家;光秃秃的冬天,针叶干干的,落着灰,稍宽一点的叶子都落了个精光,我找房的时候跟北京人老胡说,你们北京的马路可真难看,不是黑灰、就是土黄,她说,你懂个啥,这叫肃杀。
可拉倒吧。
但到后来,我多少还是习惯了北京的粗粝,有次去西城采访,沿着地图指示的路,我在小胡同里穿梭了许久,见到了那些卖着包子和糖油饼的店,遇见挎着帆布袋唠着嗑的老人家,我终于确认,在不近人情的道路规划背后,聚集着人的地方终究就会有烟火气。
住满一年后,我搬进了一个同样有烟火气的社区,周围有商场,有好几家便利店和果蔬超市;门口的地铁有两条线,都踩过点,早高峰绝不会挤成沙丁鱼罐头。
工作也逐渐得心应手起来,需要连改4遍的消息稿再未出现。刚来公司时就被丢了一个大调查,我虽焦虑却无从下手,一个又一个老记者被拉入这个题里帮忙,甚至在成稿后还被编辑亲自重写,最后作者栏里的名字长长一串;而新近操作的封面,有两个都是我带着一个优秀的实习生完成,或许将来只要时间给足,我只要一个人就能完成一篇封面调查也未可知。
而北京也真的是做新闻的好地方,格局大,资源多,竞争激烈,从做事业的角度,许多职业的确是非京不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新闻编辑室》S3最后一集,Jim与Maggie终于表明心迹在一起,Jim得知华盛顿有一个field producer的缺,推荐了Maggie,而在Jim得知自己被提拔,纽约的senior producer也有一个缺,他希望Maggie回绝华盛顿的面试,Maggie却说出I want to be a field producer. It's DC, I will be in line for the White House。Jim以为她在生自己把她推荐到外地的气,Maggie却说不是,她就是想去华盛顿,想报道白宫,那是她的职业理想,而白宫仅此一处。
我在北京屡次被人问起,你一个苏州人,另一半在上海,为什么来北京,你很喜欢北京吗?我总是说,我是为了来这家媒体,并不是为了北京才来,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刻,这家媒体在哪,我就会去哪,而媒体总部北京是多么理所应当的选择,我过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无论何时回看,我一定会感谢这段经历,这将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两年,这种坚信,连在我被虐得最惨时也未曾怀疑。
来这里时组里人少,我一直相信领导是急着让人来,所以降了要求录取的我,直到现在也没问过她到底看上我什么,试用期三个月,我一度相信,就自己这水平,肯定不能转正,只是那时组里依旧人少,领导才将就着让我留下来。
回首前三个月的日记,也处处都是我觉得自己配不上所在媒体的话,许多实习生在这里待了三个月水平都好过我入职三个月时,遑论这家公司的同事几乎全是名校出身,视野和悟性都赢在起跑线上,即使进行相同的训练,他们的成长可能也比我更快些。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挺了过来,或许是对新闻本身的喜爱,或许是对所在媒体原先的憧憬和对来之不易机会的珍惜,或许只是不想仓皇逃回上海然后在心里被打上自己不行的烙印,或许是没其他地方可去,也或许没什么原因,就是干下来了。
总之我感谢这段经历,也感谢那个挺过来了的自己。我甚至逐渐认识到,所在媒体所谓的“高要求”,其实并不高,很多要求,看似是行业天花板,其实是从业底线,不怪这里太高,要怪该怪其他地方太低,比如要写明一手信源,比如交叉验证,比如不夹叙夹议,比如考虑编排一篇稿子需要什么内容,不取决于你获得了什么内容,而取决于,因为需要这些内容,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都应该去得到,得不到,不会将就着发,比如不拿车马,写不写、怎样写别人提供的内容,只基于新闻价值本身的判断。
甚至有时候记者们之间会相互抱怨,编辑让自己采到什么东西,“我也知道要采,可臣妾真的做不到啊!!”同事有时都不是表达同情,而是直接给出建议,“要不你试试那个啥啥呢?我上次就是那样找到的”。回头一试,竟然灵验。
我在前东家时内心曾有不满,为什么同事在一起都很少谈论写稿这件事,在这里,同事之间却常常开展业务讨论,谁发现了一个新的挖掘信源的方法,谁看到了一篇好文章和了不得的信源,谁要是出差遇到了奇葩事,准有人会问东问西,相互分享,把他人的经历尽力化作自己的经验。
我到现在依然诚惶诚恐。我看到,要做一个真正优秀的记者需要很多能力,现场突破能力,快速理解能力,整合分析能力,逻辑写作能力……我自认为在梳理资料和逻辑写作上还算成熟,但对突破一事始终心有障碍,进步了半天能做到的最好也就是一边有障碍一边安慰自己,没关系,有障碍也能完成采访,毕竟你完成了很多次了;写作上,我也始终很难在感情和理性上平衡,有时落笔冷冰冰的,看柔软的文字找完感觉,又仿佛会陷入到那种冗杂的细节里去;我并不喜欢与人交谈,不擅长与人快速建立信任,知识和对社会认知的盲区更是多如牛毛。
说到底,我最大的优点大概只有认真,认真地对待每一个题、每一个人、每一篇稿,我能力不强、效率不高,我只能用拉长工作时间的方式去换取同等质量和数量的产出。因为知道自己不强,所以也不敢抱怨,只是坑此坑次改稿,听话又努力,到头来,有了一些成果,但做得磕磕绊绊,我知道还有太多提升空间。
不过,我庆幸自己弃药从闻这几年来,从未后悔过,庆幸自己依然喜欢做新闻,尽管很多时候我都会怀疑自己并不具备这份职业应有的许多素质,但我依旧喜欢,喜欢它带给我的智识的提升、视野的拓宽,喜欢在这家与我三观相投的公司里,没有人嘲笑努力和执着,这些正常的、应该做的事,在很多喜欢投机的人眼中,是贬义的傻气。
所以,我大概还是会带着这种诚惶诚恐的心境继续工作下去,但愿也能继续成长下去。
回了上海,我会有更多的生活,我也但愿自己能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把更多时间留给读书、反思,和程序员。我甚至谋划着在30岁那年能有一个孩子,人生或许沉重,世界或许并不美好,但我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亲自体验。
就像我的这两年,虽然充满痛苦和眼泪,虽然有时累得心悸想吐,但回头看去,依旧是不虚此行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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