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以重视读史著称，具有以史经世的强烈意识。这既与其远大眼光密不可分，更由其所处时代背景及建国初期的形势所决定，与其追求的治国目标有密切关系。
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统治集团主要来自武夫悍将，正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所指出，“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他们不仅依赖武力打天下、改朝称帝，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主要凭借武力统治江山。事实上，五代帝王或出身草莽，或出自沙陀族，其文化水平较低，甚至多不识字，其“专上（尚）武力”自不难理解。
由于《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籍主要依据五代《实录》《会要》为史源，故当时君主的粗暴无文已难以充分彰显。如所周知，此时因武夫当权，文臣不过是附庸而已，史称：“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参与朝政的文臣以具有干才的文吏为主，科举出身的文士大都处于边缘化境地，如后汉高祖便有“朝廷大事，莫共措大（指书生、文士——引者注）商量”之言。文吏大都缺乏深厚学养，眼界有限，“长于吏事，不识大体”，往往只顾帑藏、甲兵之需，却无视“文章礼乐”。
在此背景下，五代君臣多无暇问道求治，甚至夺权后纵容军兵抢掠。即使历来被视为英主的周世宗，在攻克楚州之日，为了泄愤亦曾屠城。就连民间百姓也感叹：“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宋人遂指出：“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正因如此，时势造就的统治集团难以重视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故通常目光短浅，缺乏长远的治国思路与举措，势必重蹈覆辙。于是，数十年间，改朝换代频仍，以至于历史仿佛陷入循环战乱的怪圈。
北宋建国后，没有再延续之前政权短促轮回的宿命，而是终结了唐末五代的乱世，奠定了两宋三百余年的基业。这一历史巨变的产生，当然主要与宋太祖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有关，其超越五代统治者的政治远见，化为兼具智慧与理性的高明治国方式，从而引导新政权由大乱走向大治。宋人“不大乱不大治，五代之大乱，天所以开圣宋也”的赞颂之词，则将开国者的作为归结为顺应天命。揆诸赵匡胤政治远见及其智慧、理性来源，固然包含多重因素，但最核心的部分来自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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