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生会遇到过8263563人，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会和3619人熟悉，会和275人亲近，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
身处毕业季的一年，这一次，我们又要与826356人告别。
一般人的轨迹是这样的，13岁小学毕业，16岁初中毕业，18岁高中毕业，22岁大学毕业，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子，七十古来稀，八十耄耋。
人的一生以年龄被分割成十个阶段，每个阶段我们都不可避免的要与826356人告别，直到骨灰成冢方可不用面对生离死别。
尤其是六七月份，这种分别的感觉极其强烈。
时间会留下值得等待的人，但时间也会遣散青春最美好的年华。
高三，大部分人都会经历过的阶段，我们一生中可能较为公平竞争的时刻，也是学习生涯中文化知识水平最为巅峰的时期。
这一阶段里有我们为之奋斗的岁月，镌刻在成长中的拼搏，全都能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
纪录片的名字叫做《高三》，直截了当地点名了片子的主题，导演周浩是唯一一个蝉联两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
本片拍摄于2005年，但在2001年初，周浩曾想过以黄冈中学为蓝本拍摄一部关于高考的纪录片，但是遭到了校方的拒绝。
最后，在朋友的的引荐下，进入武平一中，才有了《高三》这部纪录片。
但是导演拍摄《高三》并不是想要去谈论高考，本意也并非探讨中国的教育制度。
他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凡参加过高考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唤起共鸣。
清晨被闹钟叫醒，迅速地起床穿衣洗漱，而后在老师的监督下急匆匆地跑到教室开始一天的循环。
早读——上午上课——午休——下午上课——晚自习，甚至自习到老师都来驱赶，回到宿舍还得互相交流才敢安心睡觉。
教室里每个人的桌子上都堆满一摞摞的复习资料和练习册，早读时拼命地背，像极了高三时的我们。
在高考的压力下，他们脑子里只有学习，他们的班主任王锦春也对他们说：“你们都要给我拿出半条命来学习。”
可见，高考对这群生活在小县城的孩子们的重要性。
他们如此，其他的地方的学生自然也不会懈怠。
毛坦厂是全国闻名的高考工厂，他们那里的学生一年做五千张试卷，用光三百根笔芯，教室里无视角监控，有人笑就会拍下来教训。
近乎军事化的管理，让学生们把一切心思都放在学习上。
这样的做法对错与否，很难去评判。
正如白岩松所说：“当你没有官二代、富二代的光环时，对于未来，你只能靠自己，高考就是一种。”
所以武平一中的学生必须拼，也只有拼。
他们的父母都是农民，社会资源和经济支持很难与其他地方的孩子相比，而且武平县本身又是国家贫困县。
每天五六点起来直到晚上十点多才能休息，辛辛苦苦工作一天才能赚到十几块钱，要么就是种地，等到有人来收时才能见到收入，只靠拉到县城上去卖几乎等同于零收入。
他们的经济来源很单一，他们的想法也很淳朴，就是希望孩子们不要像他们一样，为了孩子上学他们甘愿自己苦一点，卖房子也要坚持读书。
班主任在高考前的家长动员大会上也在不断地强调，这一年要当成头等大事来抓，父母不要吵架、闹离婚。
他们只管照顾好孩子的生活，给他们最好的食宿，至于学习的部分，由自己一手承担，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定时给他们打预防针。
而这样的班主任也只是别人家的老师。
他对学生的心理、学习、生活一把抓。
既要督促学生“勇往直前，舍我其谁”，又要鼓励学生“失望畏我，我何惧之”；一边痛心地大骂不去上课的学生，一边又苦口婆心地劝说沉迷网络的学生静下心来专注高考。
在高考前十天，成绩中等的学生因为担忧想放弃高考去厦门打工，他追过去不厌其烦地开导，甚至让他去拜佛求香来安心迎接高考。
学生的早恋问题，他也得解决，告诉他们“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要由于恋情耽误了高考。
除了这些，高三的生活枯燥、乏味、机械，但是在百无聊赖中也存在着一些俏皮。
同桌之间会用玩具蛇来逗乐子，回到宿舍也会像所有女生一样，谈论同班以及其他班级的男生。
男生们也会互相调侃，并且以一起剃光头来告诫之间，从头再来，绝不辜负所有人的期许。
既然是在学校，他们之间就必然会存在好学生、中等生、差生，他们都有各自的烦恼。
好学生如林佳燕，班级第一，学习刻苦，就是不太自信，总觉得自己学的不够好，试卷答的不够多，或许这是所有学霸的“通病”吧。
但她也会在日记里鼓舞自己：“咬紧牙、闭上眼、纵力一跳，即使跌倒了也应该立刻爬起来，拼命往前冲啊。”
中等生诸如张兴旺之类，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学习从不懈怠但是始终达不到前几名标准。
长期的上不去导致他们心理失衡，慢慢地怀疑自己是否不是学习的料子，他们想到的解决方法便是逃避。
在纪录片中印象最深的差生是钟生明。
请假在宿舍睡觉，晚上翻墙出去上网，在老师和家长训斥时摔门而出，他也不想让自己变成这样，时不时地告诫自己下学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他这么做并不是想要彰显自己的不同，而是在生活贫困的环境中，他不想让别人看不起自己，所以通过游戏来赚钱。
收入十分可观，在2005年，作为一个高中生，他已经靠游戏赚了近万块，可是，老师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在好学生、中等生、差生的忧愁中已经逼近了高考。
老师们一次次地给他们讲解习题以求心理慰藉，班主任不断地强调不要紧张，家长们也是严阵以待。
考试结束后，有人踌躇满志，有人满脸泪痕，有人重新出发……他们的老师也在送走这一届之后继续为下一批人苦口婆心。
在人生的第一场攻坚战中，他们各自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
十几年过去，后来的他们怎么样了？
2017年，媒体再次采访到了《高三》纪录片里的一些同学。
好学生林佳燕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留在了北京，和丈夫一直租住在昌平，尽管她的月薪已经过万，依旧承受不起北京高额的生活成本。
所以两口子在老家龙岩买了房，付了首付，每月还房贷以及负责父母的养老，可是他们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高考还得回到武平。
差生钟生明复读后读了一所三本院校，最后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泉州，他赶上了物流和电商潮，如今的生活很殷实。
提及高中的学习，虽然不堪回首，但是他手机锁屏密码一直是高中时的座位号。
高考前离校的张兴旺，上了一所私立大学，毕业后，他投出的简历如石牛入海，都没有回应。
迫不得已，他只能做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厦门打豆浆顺便促销豆浆机，三个月后，转做市场营销。
只是厦门的房价与年龄的增长让他无法留在城市，最终回到了家乡武平，现在是一名线路厂的技术小主管，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但他的生活还是紧巴巴的，每天需要往返五十多公里的路程上下班，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
其他人，有的出国留学，回国后生活富裕；有的成了公务员，一辈子不愁吃喝；有的回到了武平县，继续着上一代人的辛苦；有的也像林佳燕一样，成为“社畜”……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轨迹和活法，高考只不过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并非人生的终点。
上车时有了三六九等，但是下车后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可以是从零开始。
高三七班的班主任王锦春在《高三》播出后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演讲，他带了26年的高三，现在还是一名班主任。
只是他的英气似乎被磨的不胜从前，作为国家贫困县的武平，各种社会、教育、公共资源稀缺，就连铁路和高速公路至今都未通。
他只能不停地鞭策学生们努力学习走出大山，因为这个世界在你有成就之前是没有人在乎你的自尊的。
他们就读和工作的武平第一中学，教学环境和设施已经被十几年前好了许多，然而学校的巅峰停留在了2009年。
这一年，学校包揽了福建省的文理科状元，仅两个实验班就有47名学生考入了全国排名前20的重点大学。
至此之后，趋于平淡，龙岩市的其他县区也是如此，经济交通教育的落后，再加上信息的闭塞，让这个曾经的骄傲到了2016年才出现了一名保送清华生。
他们的阶级并没有因为高考改变多少，他们的命运依旧和家乡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素质教育的弊端还是自身背景的不够硬。
在大城市留不下来，小地方又回不去，只能蜗居在城市的某一角落暗自哀伤。
有一位学者说过，毁掉一个人很简单，只要让他生活在大城市，给他一处环境不太好的起居环境，以及一部手机，就能使这个人变得颓废。
可不是如此嘛。
渐渐地我们都会变，变得大腹便便，变得不修边幅，变得满口黄腔，变得头发稀少，变得只顾利益，曾经最不想成为的样子，在踏进社会的那一刻已经不由我们控制。
回过头来，就会发现。
原来，一步步往前努力的方向的终点是通往“油腻”。
失去了刚走进学校时的陌生与好奇，到现在，要离别时的舍不得与太熟悉，都会随着一声“咔嚓”永远地留在照片中。
那些曾经哭着说的每年都要聚几次终究会被忙碌的工作、繁重的压力、活受罪的面子所击垮。
其实毕业了，我们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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