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有效的宣传，芝麻可以变成西瓜。
—马克·吐温
制药公司的高管制药公司的高管
天价药“格列宁”，四万元买一瓶；病三年，吃三年，一套房子就不见。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这是一位患病的老太太陈述的事实。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制药公司的高层西装革履，对着病患大喊：“我们的定价是合理合法的。”这恐怕也是事实——冠冕堂皇的事实。
既然大家说的都是事实，今天，我们不妨再来了解另一些事实（仅限精神病学领域）。
关于药品的高价，全球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理查德·本托尔在《医治心病》一书中说道：“业界领袖常常为如此巨额的利润进行辩解，借口无非就是产品开发的成本高昂，以及投资于研究的风险巨大——因为试验研究有可能得到药品无效的结论。”然而，这些借口是缺乏说服力的。接下来，他列举了三点理由：
首先，大部分企业实施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开发新药，而是为了开发一些“仿造”药物——与竞争对手的现有产品尽可能相似，但又有足够区别以获得新专利。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礼来公司推出了百忧解——一种新型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SSRI），然后，葛兰素史克公司制造的赛乐特于1997年上市，辉瑞公司制造的郁乐复于1999年上市。
其次，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治疗方法，其开发研究多数是由诸如英国医学研究会和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这样的公立机构资助的（比如，艾滋病防护药AZT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制药企业投入研究的资金只占其利润的大约2%，而用于市场营销的开支却几乎占到了令人吃惊的36%。
BTW，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一部跟艾滋病药物有关的电影
那么，制药公司用于市场营销的费用为什么这么高呢？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中窥一斑而知全豹。美国著名作家伊森·沃斯特在《像我们一样疯狂》生动地描述了一位精神病学家被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款待的经历。
这位精神病学家叫劳伦斯·科迈尔，作为麦吉尔大学社会与跨文化精神医学系的主任，他本身并不贫寒，相反他过得体面优渥，薪水之外，他还有一份私人精神科诊所的额外收入。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富裕，是在2000年的秋天。当时，他接受了国际抑郁与焦虑共识团体的邀请去参加两个费用全包的会议，第一个在京都，第二个在巴厘岛。
接下来的事情是：他收到了一张价值约一万美金的头等舱机票。一到京都，他就发现会议住宿之奢华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他住的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套房。沐浴的水已经放好，上面还洒满了玫瑰花瓣，滴入了素馨花精油。餐具柜上有一个托盘，里面盛满珍奇的水果——他唯一能认出来的就是山竹。这种奢华程度超过了他个人所能承受的，有点吓人，以至于他开始猜想：我做了什么，配得如此礼遇？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抑郁与焦虑的跨文化问题”。但是，这次集会很明显从一开始就与那些普通制药公司的老把戏不一样，在场的葛兰素史克公司代表并没有打算推销他们的产品。相反，他们看起来更希望洗耳恭听学者们的讨论，他们是就是为了学习的。科迈尔回忆道：“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在文化如何塑造疾病体验这个方面有什么见解。”
一个事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SSRIs类新型抗抑郁药物开始兴起并成为当时的特效药，至少从它们为各制药公司的利润来看，它们简直就是奇迹。然而，奇怪的是，那些最畅销的SSRIs药物里面还没有任何一种在日本上市。礼来制药公司的高层认为，日本人不会接受这种药，更准确的说，他们不会接受这种病。因为日本人对抑郁的理解在本质上就和西方人大为不同。
尽管在日本有一个关于抑郁的精神医学术语：utsubyo（忧病），但它形容的其实是一种和精神分裂症一样长期且令人绝望的精神疾患。科迈尔开始明白，葛兰素史克公司对文化塑造疾病体验的强烈兴趣是怎么回事了。为了让赛乐特一举成为日本畅销药，仅仅拿下忧病那一小块市场蛋糕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目标是：从最根本的层面去影响整个日本对悲伤和抑郁的理解。换句话说，他们在学习如何将一种疾病营销出去。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有的。科迈尔提到，围绕某些疾病（如抑郁）的文化概念是可以被影响的，甚至经过一段时间后被转化。正如他在论文中写道：“抑郁和焦虑的临床表现作为一种功能性的表现，不只是来自病人的种族文化背景，也来自于他们所处的医疗服务系统，以及他们在媒体中接触到的诊断分类和概念，与家人、朋友和医生之间的对话。”
于是，接下来制药公司准备着手操纵的议题是：在日本，自杀是未被诊断的抑郁症的指标；SSRIs类的西药具有被证实的疗效；全科保健医生应该使用简短的三分钟问卷来帮助诊断心理疾病；不完全符合抑郁诊断标准的病人仍然应该被看作是有病的；日本人必须重新审视工作和工业化的社会压力——这些可能是应当经由SSRIs来治疗的抑郁症表现。
日本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
葛兰素史克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健康人员仍然把抑郁症翻译成忧病，而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这个词仍然意味着一种无法治愈的天生精神病性抑郁。为了弱化这个词的含义，市场推广人员借用了一个比喻，效果十分显著。抑郁，他们在广告宣传材料中不停地说，就好像kokoro no kaze，好像“心理上的感冒”。它有可能最早出自一档黄金时段的抑郁症特别节目。那个节目里说，美国人吃抗抑郁药就和其他文化的人民吃感冒药一样稀松平常。
作为一句市场宣传标语，“心理感冒”有一个问题：这个比喻没法表达这种疾病的紧急感。不管怎样，很少有人急急忙忙为了感冒跑去看医生。更糟糕的是，治疗感冒的药物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这种病反正很快自己就会好。为了对付这方面的问题，制药公司利用了公众对高自杀率的担忧。于是，日本版的《时代周刊》中说道：“自杀的人里面有九成被认为患有这种或那种心理疾病，而七成的自杀行为可以归咎到抑郁症。”若没有医疗干预，这篇文章继续说道，“心理感冒”也能置人于死地。
自从SSRIs被引入日本后，“整个精神医学领域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庆应义塾大学的北中顺子说道，“抑郁症从一种没人谈论的羞耻观念，变为人们首要关心的话题之一。从方方面面看，它都已经成为一个合乎情理的疾病，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反过来转变了抑郁症作为一种体验本身原有的性质。”许多病人要么带着杂志文章，要么带着广告单子出现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要求和医生讨论自己的抑郁症问题。要是在以前，这些轻微的症状根本不会被认为是有病。
日本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
一些日本精神科医生，甚至是在2000年受到过葛兰素史克盛情款待的医生，开始考虑是否有方法逆转这一趋势。“那句抑郁就是‘心理感冒’的广告语，说服了不知多少人为了可能往往算不上疾病的问题去寻求医疗干预，”小野教授说道，“也许，我们可以开始说抑郁就好像‘灵魂的癌症’，这可能更准确，而且也许不会有很多人愿意接受这种信念。”杏林大学精神卫生系的田岛治教授则指出，尽管这波浪潮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但也有一些迹象显示这一趋势在减缓，大家已经注意到这药只有微乎其微的效果，“日本有许多病人没有改善，更没有治愈，许多普通人现在也开始对这些所谓神药表示疑问。”
《像我们一样疯狂》的作者伊森·沃斯特询问田岛治教授，他对于这些年来从葛兰素史克所收的钱有何感受。田岛治回答道：“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些人说学者与制药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妓女和嫖客。我同意。……整个制药行业的强大力量足以对科学形成威胁，他们正在把医学变成伪科学，这种方法与把精神医学界的精英领袖变成某种妓女没什么两样。”然后他补充道：“就连做妓女，我们也是很廉价的那种啊。”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精神病学家开始发出抗议同行受到制药公司腐蚀的声音。在一本名为《待售的精神病学？》的小册子的前言中，英国精神病学家乔安娜·蒙克利夫和富勒·托利评论道：“在美国……精神病学已经被贩卖。买主是大型制药公司。售价尚未被披露，但是传言制药公司得了大便宜……但是没有必要责怪制药公司，它们只是做了自由社会中一家公司该做的事。应受到谴责的是我们的精神病学家同行，他们本应明白事理，但却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与制药公司沆瀣一气。”
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斯蒂芬·沙夫斯泰因对上述评论表达了同感，他悲叹道：“随着精神病学的职业化，我们已经让（精神病治疗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变成了生物—生物—生物模式。”他指出：“药品公司代理人带着礼品频繁造访精神病学家的办公室和诊所”，而“这些礼品其实就是变相的回扣和贿赂，我们应该明智地予以拒绝”。
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近年来，抑郁症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是不是与它在日本发生的变化极其相似呢？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本托尔，《医治心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 伊森·沃斯特，《像我们一样疯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其他读物：
1.彼德·布利金，大卫·柯翰 ，《为药疯狂》，湖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
2.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
反精神病学电影：
《飞越疯人院》，1975年。
《K星异客》，2001年。
反精神病学研究：
Rosenhan, D. L. (1973). On being sane ininsane place. Science, 179, 250-258.中文版见罗杰·霍克，《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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