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七年后的我,回头来时路,已经对上天对我的厚爱心存感激了。藉着先生撑起的养家的重负,我从来没有为生存去奔波。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像。
在我重回COLLEGE 念书前,我打过三份工。第一份工是陪一个晚我一个月登陆的朋友去的(我跟她办移民时认识的),她和她先生在国内是工程师,在外企干了很久,一家三口登陆的第一个月是在亲戚帮忙租的一间小屋里度过的,当我在那间小屋见到她时,她已经在那小屋哭了整整一个星期,看到我的那一刻就如抓到了同根草一样,嚎嚎大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对无言。其实,出来前,她应该是比我的心理准备充份些的。几周后,她让我陪她去职业中介找了一份在鸡肉厂打工的活,我们各交了80元的中介费,还得买安全鞋,又花去了60元,第二天早4点半我就得起床,中介的车拉着一车的人在高速上狂奔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那个鸡肉厂,真有一种被买掉得感觉。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知道工厂内是啥样的。5,6月份的多伦多已是阳光灿烂了,照着你都如夏天般的热,我们却要穿上棉衣棉裤,在零下10几度的生产线上串鸡肉串,那冷气的白雾没过我膝盖,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我要呆得地方,三天后,当我只是将我花去的本钱140元拿回后,我就跟那串串鸡肉说再见了,同时在心里默默地祝愿那一车的工程师们早日脱离苦海,这是移民的初衷吗?我的这位朋友,为了生存,在那里干了四年多,带着一身的伤痛。
我的第二份工是衣厂女工,就在离我住得地方步行5分钟的路程,那份工是我有一天路过那厂门口,随便进去登记得来的,当时想试试自己有没有那勇气去DOOR TO DOOR。在那里,我认识了曹和王,曹跟我同台机器,打印T-SHIRT图案。第一眼见到她,憔悴和无光的眼神让人感到绝望。那时她来加拿大已经两年多,她先生原是某某大学的教授,她也是该校的职工,来加两年来,她先生一边在一家超市兼职做上货员,一边努力找着专业工作,曹在这家衣厂做了一年多了,靠她微薄的收入养着这个家,她说,她已经麻木了。王跟我一起进得这个衣厂,她跟她先生在国内时都是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那时的她,也是她来打工养家,先生偶而在餐馆打打工,主要的目标也是找专业工作。那个衣厂里所有技术移民过来的女工都有着相似的情况,在那机器的轰鸣声中人人都已迷失了自我,你看不到任何一点知识女性的痕迹。我于一个月后离开了那个衣厂,那里的气氛只会让我感到绝望。后来,曹的老公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专业工作,全家搬离了多伦多。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后来学做修指甲,她先生在一家公寓大厦里当管理员。她每一次跟我通电话,总跟我说,熬吧,熬到她女儿上大学,她要回国了。好在她们过来时,女儿念初三了。
第三份工是化妆品厂女工,那份工来得戏剧化,去得也戏剧化。我是在带我小孩去医院看牙齿,在公车上听到有人说那厂在招人,我就带着小孩去面试的,没想到就这样在那旋口红盖旋了一个星期,就让人家给赶回家了,本来他们招人就是临时赶工得。说实在,那是我三份工中最轻松的一份工了,可惜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后来,我还经常跟我先生开玩笑说,要是那厂没辞退我,是不是我就不会那么快迈进COLLEGE的大门呢?
在茫茫的移民人海中,我知道我是幸运的了,在移民的第一年里,我有时间回望30年的来时路,父母的荫护点点滴滴,先生的宽容让我自由从容地我行我素,唯一悲伤的理由是远离故土家园和亲情的痛苦。我清楚地知道,回头无岸,向前总是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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