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52天《轻重甲第八十》第五部分

《管子》学习第252天《  轻重甲 第八十》第五部分

原文阅读

      管子曰：“阴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闻乎？”管子对曰：“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阴王之国也。且楚之有黄金，中齐有蔷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火为盐，正而积之。”桓公曰：“诺。”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也，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桓公曰：“诺。”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桓公召管子而问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运金之重以衡万物，尽归于君。故此所谓用若挹于河海，若输之给马。此阴王之业。”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殷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阳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剚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芓，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字词注释

[1]阴王之国：指齐、楚、燕三国。本书《揆度》：“壤策，阴也。”齐、楚、燕三国各据有他国所无的自然资源，是所谓“得地独厚的国家”，故被称作“阴王”。

[2]渠展：泲水入海口，是可以煮盐的地方。

[3]蔷石：红白色带黑点的美石。蔷，虞蓼，水红花一类，花红白色，间有黑点。一说“蔷”当作“菑”。菑石是齐国临淄所产美石，质地细润，可为璧。

[4]倪而是：斜着眼看。表示轻视看不起。倪，通“睨”。斜眼看。是，当作“视”，看。

[5]居：积。

[6]菹（zū）：枯草。

[7]沸火：有声音的火，烈火。沸，当作“鬻”。沸腾的水声。

[8]正：征。

[9]庸：当作“佣”。雇工。

[10]圉：防御。

[11]给马：充裕丰足的筹码。马，同“码”。筹码。

[12]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意谓大贾不能帮助国家。与，助。

[13]守民之时：指等待民众缴纳赋税低价抛售物品的时机。

[14]籍：赋税。

[15]殷：齐人言“殷”声如“衣”。交殷，即交依，相互支持。

[16]：当作“筒”。以细筒弯曲交织成收丝的器皿。曲：蚕簿。强：通“繦”。穿好绳的钱贯。此指货币，资金。

[17]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意谓由于国家发放的贷款，生产的丝必多，价格就会低廉。国家让百姓把丝折合成货币偿还贷款，国家就得到了廉价的蚕丝，人们的赋税也减少了一半。絓丝，粗丝和细丝的统称。絓，从废茧中抽出的粗丝。分，半。

[18]薄：“播”的借字。播种。芓：同“耔”。壅土护根。

[19]臣：当作“巨”。

[20]乡：通“向”。一向。

译文参考

        管子说：“据有独特自然资源的国家有三个，而齐国就在其中。”齐桓公问：“这种说法可以说来听听吗？”管子回答道：“楚国有汝水、汉水的黄金，而齐国有渠展的盐，燕国有辽东的煮盐，这些就是据有独特自然资源的国家。而楚国有黄金，相当于齐国有蔷石。如果有经营不当，使用不好的情况，天下就会轻视这些物品。如果让我贮藏有楚国的黄金，我可以让农民不再耕地就可以有饭吃，妇女不再纺织就可以有衣服穿。如今齐国有渠展的盐，请您下令采伐枯草和木柴，点燃烈火煮盐，征收这些盐并囤积起来。”齐桓公说：“好。”十月刚开始征收，到了来年正月，已经征收了三万六千钟盐。齐桓公召见管子问道：“怎么使用这些盐？”管子回答道：“孟春已到，农事都该开始运作了。大夫不能修缮坟墓，整修房屋，建造台榭，修筑墙垣。北海的民众不能召集雇工煮盐。如此，盐的价格必定因而上涨十倍。”齐桓公说：“好。那应该怎么施行呢？”管子回答道：“请您下令把盐卖到梁国、赵国、卫国、濮阳。那些地区的盐都需要从外地购入，全国都没有盐那么人民就会浮肿。处于守卫防御状态的国家，更需要用盐。”齐桓公说：“好。”于是下令把盐卖到这些国家，收获黄金一万一千多斤。齐桓公召见管子问道：“可以用这些黄金做什么呢？”管子回答道：“请您下令让朝贺献礼、缴纳赋税的人都使用黄金，金价就会因而上涨百倍。运用黄金的价值来折准万物，那么天下的财物都会归于君主。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财物像从河海舀水一样源源不断，如同增加筹码一样获得利润。这就是据有独特自然资源的国家成就的事业。”

      管子说：“万乘之国，必定有身家万金的商人。千乘之国，必定有身家千金的商人。百乘之国，必定有身家百金的商人。这些人不是君主所能依赖的人，而是君主需要操控的人。所以作为君主如果不谨慎发布号令，那么一国之中会出现两个君王。”齐桓公问：“什么叫一国之中有两个君王？”管子回答道：“如今君主按照常规征收赋税，万物的价格就会下降一半，这些钱都流入商人囊中，这就是一个国家有两个君王。所以商人利用这种弊端，等待民众缴纳赋税低价抛售物品的时候。贫穷的人失去财物，会更加贫穷。农民失去粮食，会更加财力枯竭。所以作为君主不能严格控制山林、水泽、草地，就不可以胜任天下的君王。”齐桓公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道：“山林、水泽、草地，是柴草的来源地，牲畜的放养地。所以让民众从中获取物品，使他们依靠这些来缴纳赋税，依靠这些得到供给。对人民的爱护，要像弟弟对待兄长，儿子对待父亲一样，这样就可以互通有无以相互支持。所以请您从您的散钱当中拿出一些来，发放暂存到邑里。阳春，到了养蚕采桑的日子，请您给他们提供口粮和养蚕的器皿等本钱。如此，国家得丝多则蚕丝赋税的征收就可以减少一半。而且如果四方的百姓不来归附，那么就要根据六时来调整。春天翻土反草，接下来收获麦子，接下来播种壅土，接下来种麻，接下来锄杂草，接下来大雨将至，就锄草培土。根据这六时来调整农事，大量财物就会流入国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向会根据轻重权变之术来掌控财产储备，所以假如有事故出现就不会慌乱，这样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君王。”

核心内容解读

      拥有巨大能源的国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世界没有实现政治统一的现实条件下，国富才能国强，国强才能称雄天下。文章中管子提出的“渠展之谋”本质就是垄断资源，取税天下。管仲认为齐国拥有丰富的盐资源，可以通过合理利用这些资源来富国强兵。他以楚国的黄金和燕国的煮盐为例，说明资源的重要性，文中描述了齐国运用轻重之术先后控制食盐、黄金以至万物的获取地利的具体方法。“渠展之谋”是《管子》作者“官山海”思想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战略资源的垄断，取税天下，如不竭之水。不过，一个国家就算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如果不通轻重之术，没有相当的实力，不能自卫，也无法成就“阴王之业”。

    本篇作者对商人在国家经济中的角色有着深刻的见解。 阐述运用轻重之术控制山林草泽资源，发放蚕贷农贷，以抑制富商，吸引百姓。他认为，商人虽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如果不加以调控，可能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管子承认商人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离不开商人的活动，不同规模的国家会有相应规模的商人。例如，一个拥有一万辆战车的国家，必定有价值一万金的商人；一个拥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必定有价值一千金的商人；一个拥有一百辆战车的国家，必定有价值一百金的商人。这表明商人在国家经济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其次，管子认识到商人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如果君主不能审慎地发布命令和管理经济，就会导致商人利用市场的弊端来控制民众的生活。商人可能会通过操纵市场价格，使贫穷的人失去财产，农民失去五谷，从而加重贫困和困苦，形成“中一国而二君二王”的局面。这意味着商人可能会通过操纵市场来获取过多的利益，从而削弱君主的权威和国家的稳定。

      因此，管子主张国家应当对市场进行调控，以防止商人过度积累财富，导致社会不平衡。他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合理的经济政策来管理商人，确保财富分配的公平，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与此同时，管子的经济思想强调因顺自然，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时序进行生产，将生态保护与经济生产制度性地协调起来，“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国家应当按照季节调控市场需求，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生产，以实现社会的整体平衡和百姓的安居乐业。

        管子的经济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基因，他强调国家应当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这些思想与现代社会推进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的目标是一致的。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仲之死和管仲以后齐国经济政策的改变（一）

        管仲采取一系列比较开明的经济改革措施和经济管理政策，几十年中使齐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人们对他是心悦诚服的。史称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说：“语曰将顺其（百姓）美，匡救其（国家）恶，故上下能相亲爱，岂管仲之谓乎？”（《史记·管晏列传》）这些评语应非过誉。

      鉴于管仲修齐国之政，其效甚著，其功甚大，齐桓公不但尊之为“仲父”，而且从经济上重重给以酬谢。夺伯氏骈邑三百转赐给管仲，管仲成为一个收入不小的食邑主，而被夺者伯氏却没有怨言（《论语·宪问》）。齐之市场税收的一部分也赐给管仲，即《说苑》所记“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从而使管仲“富拟于公室”（《史记·管晏列传》），“位在倍臣，富于列国之君”（《史记·货殖列传》）。“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见《礼记》、《礼器》及《杂记》下、《孔子家语》卷十二。簋是古代食器；纮是冠冕上的纽带；旅树是陈列木屏于门，以蔽内外，为国君尊己之礼；反坫是反酒爵置于坫上，为国君尊宾之礼；节是斗拱，山是刻为山纹，藻棁是梁上有彩画的短柱）。就当时来说，生活如此豪奢，而“齐人不以为侈”（《史记·管晏列传》）。为什么人无怨言、人不以为侈呢？关键是管仲的这套经济政策，既富国又利民，既功在国家，又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因此从上到下对他都很尊敬，他生活上即使享受一点，“僭越”一点，从上到下也就谅解了（唯后来的儒家批判管仲“失之奢”，“滥矣”，“其侈偪上”）。

      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卒。桓公使上卿高氏董其丧，殡葬从厚，生前食邑悉与其子，令世为大夫。管仲身为卿相四十年，半生“名利福禄”（《荀子·解蔽》中语），享年八十多岁，得其善终，子孙也得其余荫。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改革家，他的结局可以说是很好的了。而且可以说是所有改革家中唯一的幸运者。

        管仲病重时，桓公前去探望，问他：“群臣谁可相者？”管仲说：“知臣莫如君。”桓公说：“易牙如何？”管仲答道：“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桓公说：“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倍（背）亲以适君（开方为卫公子，去其亲与太子之位而事桓公），非人情，难近。”桓公说：“竖刁如何？”管仲答道：“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史记·齐太公世家》、《韩非子·难一》、《说苑》卷十三亦载此事，词意类同）神志尚清的管仲嘱桓公远斥易牙、开方、竖刁三人，荐可称“大仁”的老臣隰朋为相（时宁戚、宾须无已死）。不料十月后隰朋也去世了。桓公使鲍叔牙为相（《说苑》卷六中说鲍叔牙死在管仲之前）。桓公勉强依从管仲临终之言，疏远了易牙等三个小人。但三年之中桓公食不甘、心不怡，忍不住说：“仲父不已过乎？”“于是皆即召反”（《史记·正义》引颜师古云）。鲍叔牙谏而不听，发病而死。这三个小人益无顾忌，欺桓公已经老糊涂，就专权用事，宛如当年管仲所喻的“社鼠”一般。

        管仲死后的第三年（前643年），桓公病重。这个“好内”博宠的一代霸君，如夫人多，生子亦多。竖刁、易牙谋立长卫姬所生的公子无诡；其他诸子不服，也各求其母为己争太子位。这就造成一场五公子各树私党大闹宫廷的丑剧。竖刁、易牙“塞宫门、筑高墙”，把病得快死的桓公软禁起来，隔绝内外，不许其与任何人联系。桓公又病又饿又气又悔而死。临死前，“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指管仲）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寿宫”（《史记·正义》引颜师古语）。桓公死在内宫，外面相攻正急，没有人来收尸，“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等无诡立，“乃棺赴”，“敛殡”（《史记·齐太公世家》）。管仲虽得善终，“无好下场”那句话却应在改革的支持者、推动者齐桓公的身上！

      原先管仲所支持的太子昭，在乱中逃出齐国，投奔宋国。“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宋又“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史记·齐太公世家》）孝公立，齐国的政局才又一时安定下来。

        管仲劝桓公远小人，防社鼠，诚有先见之明；以太子托付于宋襄公，也为日后齐国的平乱伏了一笔。但是管仲死后，除了年事已高的隰朋、鲍叔牙短期内相继代相，竟找不出一个理想的后继者来治齐国之政，致令小人篡权，佞臣乱国，齐无宁岁，病榻论相而莫能荐贤，在这一点上管仲实不如鲍叔牙。这一条正是关系一国兴衰续绝的紧要之事。

      齐国自孝公死后（十年即被其弟所杀），争位之事又不少。除了齐顷公（前598～前582年）“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悦”（《史记·齐太公世家》），尚能遵管氏之遗教以外，其余的国君都不成器，只知道通过官营商业、专卖政策弄钱，封建领主贵族的腐朽性已越来越突出了。

      到孔子评论管仲之时，齐国已到它的末世。那时，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在位（共五十八年），景公本人“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史记·齐太公世家》）。整个统治集团都奢侈无度，残酷地剥削人民，管仲所推行的开明政策已被一一抛弃了。史称“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与管仲时的“相地衰征”、对半分租相比，剥削率大大提高，人民的粮食问题、经济利益已不再被重视；“公聚朽蠹”，征收的粮食宁肯在官仓里烂掉，“而三老冻馁”，连小吏都缺衣少食，更何况公室农奴了！在城市里，“国之诸市，屦（鞋）贱踊（刖足罪人装用的假足）贵”，管仲时的“弛刑罚”变为人民动辄受刑了（以上引文来自《左传》昭公三年）。“偪介之关，暴征其私”，轻税政策变为征之唯恐其不重了。“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在市场上不搞平稳物价、调剂余缺，而是对正当的商业进行公然的掠夺了（以上引自《左传》昭公二十年）。

      更重要的是在山泽方面，齐景公竟也改变了管仲的政策，而采取管仲批判过的做法：“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把官山海搞成了官府对山海的全部垄断，山林陂泽层层设官控制，不许民众利用。食盐完全改为官制，尽夺民利，卖价更贵；铁也是官府役使奴隶来冶制（自齐灵公时——前581～前554年——已是如此。叔夷钟铭文中有“造徒四千”的字样，即铁字的初文）。

      盐铁虽行专卖之制，已非管仲之实了。这些统得过多过死的暴政，使得“人民苦离，夫妇皆诅”。晏婴为相，向景公进谏，指出“今君税敛重，故民心离；市贾悖，故商旅绝；玩好充，故家货殚”（《晏子春秋》卷三）。齐景公虽也表示要“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但实际上起色不大，已临“季世”的姜齐政权，其颓势再难复振了。这是封建领主制日趋没落，再也不能为社会生产力提供发展余地的一种反映。

      就在那时，一心在觊觎姜齐公室政权的齐国大夫陈僖子（田乞），乘机用种种办法争取民众，笼络人心。他在自己领地的范围内，故意同齐景公唱对台戏，允许人民开采、利用山泽资源，政策大大放宽。因不征税，故陈氏领地内山海所产的山木、鱼盐蜃蛤等拿到市场上来卖，和原产地价格一样，不加贵一钱，即所谓“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左传》昭公三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作“市木之价不加贵于山，泽之鱼盐龟鳖蠃蚌不加贵于海”。陈氏贷给（或廪予）贫民的粮食用大斗出，收回（或收赋税于民）时用小斗进。“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这样，人民就纷纷逃往陈氏门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这些劳动者，由公室的农奴变为私家的隐民，有的给陈氏当家兵，有的给陈氏开荒地、耕种私田，其身份地位和所受的剥削都比农奴有所改善，而向平民身份的农民靠近。

    一种新兴的封建地主制正在形成和发展。先世为齐工正的陈氏，就是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经僖子、成子（田常）父子的两世经营，深得民心，宗族益强。最后齐国政权终于转入陈氏之手，原来是封建领主制的齐国，走上了封建地主制的轨道。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修订版）：镜鉴兴衰三千年》，吴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