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过程里，常常代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这本书作者胡安焉是另一个版本的董宇辉，或者说，董宇辉是另一个版本的胡安焉。两人区别，一个外向能说，善和人打交道，一个内向不善言，不喜或不善和人打交道；一个读书偏好大众经典，一个读书偏好小众经。
读到最后结尾，作者胡安焉说他被女作家伍尔夫的《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的读后感文章所疗愈，在失意的生活里不再抱怨。董宇辉也同样被女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所疗愈，摆脱了精神内耗。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
《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最后一位女酋长和书里所有女人一生的命运，用伍尔夫写皮尔金顿夫人的一句话来总结，最是绝配：“她在一生的历险过程中经历沟沟坎坎、反复无常时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保持着女士的那份教养、那份勇敢。这种精神、教养和勇敢在她短暂一生的最后日子里，让她能够谈笑风生，能够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除此之外，她的一生都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
“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这强烈的失意，是最近大火视频不肯倾斜的伞里那位在风雪里行走的老奶奶的一生，是几乎所有困在婚姻里的女人的一生。林语堂说：“男子只懂得人生哲学，女子却懂得人生。”
现在不结婚不生娃的年轻人，某种意义上说是幸福的。马列《共产党宣言》里就有“消灭家庭”一说，马列直接针对讽刺上流资本家庭表面的温情下，合法化女性做娼妓的自由，把女性作为生育机器，做为玩弄的资本对象。还有对儿童劳工的控制奴役等等。时隔那么久，爱泼斯坦那个岛依然印征着马列思想并不过时。随之而来的人口下跌是全球性难题，日本女权代言人上野千鹤子认为，这不成问题，用移民可以解决。认可还是拒绝，这是未来年轻人们所要面对，和大环境所共同决定的问题。
我很好奇，生还是不生，是预感到环境不利已经进入蛰伏状态的、人作为生物性本能刻在繁衍基因里的催产素决定的呢？还是真正自我意识觉醒的决定？一个爱上哲学的女人，灵魂在天上飘，在天上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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