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更是涌现出了许多以“少年”、“青年”为号召的社群组织及刊物，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1918年，李大钊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其规章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南京、上海、成都、巴黎等地，纷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分会，并先后发行《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少年社会》等期刊，读者遍及全国，盛极一时。
由此可见《少年中国说》在新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影响力，这正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所言：“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少年中国说》是维新领袖梁启超1900年所作的一篇政论性文章，当时戊戌变法刚刚失败不久，梁启超有感于中国朝野上下封建保守势力的猖獗，痛心于当权者和士大夫的颟顸愚昧，毅然撰写此文，希望能够唤醒自己的祖国，使其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说》一经发表便轰动了整个知识界，梁启超对于青春和一个全新国家形态的憧憬和追求，感染并影响了全国青年人和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激起了他们的爱国豪情，沸腾了他们的救国热血，一时间“少年”之说成为时尚，步此文后尘者不计其数。
《少年中国说》的风行，使得“少年”一词风靡一时。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汪精卫密谋行刺摄政王载沣被捕，也吟出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许多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新中国之少年”、“铁血少年”、“突飞少年”自称；甚且连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都一度以“中国老少年”为笔名——所有这一切，均源自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系梁启超先生所独创，虽然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不少诸如少年游、少年英豪一类的说法和词语，但“少年中国”一词的形成却与梁启超一生的经历息息相关。梁启超很喜欢龚自珍一首名为《能令公少年行》的诗，此诗是龚自珍于道光元年所作，梁启超非常爱读，经常吟诵，龚自珍在诗中对少年精神做了充分肯定，这应该是梁启超“少年中国精神”最早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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