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军事史上，很少有一所学校像黄埔军校那样，极大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从1926年在武汉成立分校到1949年，黄埔军校在大陆招收的女兵共有4期，毕业的女学员约800名。
1938年，在国家遭受劫难之时，年仅19岁的周玉云成为黄埔16期女兵，毅然走上抗战之路。抗战胜利后，她和同是黄埔毕业生的丈夫选择隐居乡野，回到金坛务农。如今，周玉云已经94岁高龄，是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寻访到的唯一一位在世的黄埔女兵。
1938年的长沙城
坚壁清野，焦土抗战
周玉云祖籍湖南长沙，1919年1月16日出生，在常州金坛生活了60多年，话语间依然有股湘味。在她种着灿烂菊花的北戴新村的小院里，她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她的“黄埔往事”。
周玉云老人
当年，周家在长沙也算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家境殷实。“祖父是清廷的官员，到了父辈，也有一些产业，家中六个子女，我是老幺。”周玉云告诉记者。
最小的孩子，自然最受宠爱。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临终时专门嘱咐几个姐姐，一定要把幺妹带大，带好，要供她读书。“父母留下了一笔遗产，专门供我读书。应该说，在18岁之前的日子，我都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周玉云微笑着说，举手投足间有股优雅的气质。
1938年，周玉云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当时，江苏、上海先后沦陷，成为敌占区。长沙城里风声鹤唳，一片恐慌，日本军队要血腥屠城的传言在长沙城蔓延。
为了阻止日本人把长沙作为南侵的战略据点，当时的湖南省政府要求所有市民转移到乡下后，11月13日凌晨，一把大火将长沙城烧成废墟。所有的交通全部中断，周玉云北上求学的梦想被战火焚毁。
无奈之下，周玉云投靠了祖父的弟弟，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跟随他的部队去了江西。过年回到衡阳，她在大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愿意参加抗日的爱国热血青年，男女不限，都可报考。
对于接受过西方教学，有着理想主义情结的周玉云来说，“军人”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在当时，黄埔六期“女兵三杰”中的谢冰莹，专门写了一本女兵的《从军日记》，更是鼓舞和激荡了不少青年知识女性。
周玉云老人
周玉云毅然从军，成为黄埔军校江西雩都三分校女兵（第十六期），1939年毕业。
在此之前，黄埔军校只有两届女兵，此后还有一届，毕业的女学员总数约为800人。
不爱红装爱戎装
跨出闺门参军抗战
周玉云告诉记者，在黄埔江西雩都三分校学习时，教育长是唐冠英。
黄埔军校里，女子穿上军装，与男兵一样开始正规学习、训练。由于前线急需人员，当时的军校学习课程都是压缩的，学习和训练非常紧张。
“一早出操训练，上午军事训练课，下午则是文化课，每天晚上还要夜行军，每个人的小腿上都要绑沙袋，每人发一双草鞋。一开始，也觉得训练好苦，也流眼泪，但很快就习惯了，只要你明白自己为什么来的，就不觉得辛苦。”周玉云说。
由于当时部队急需人才，周玉云在江西瑞金的黄埔分校政训科仅学习一年，1939年11月，就分到上饶第三战区110兵站医院鹰潭分院政训室工作。
政训科是搞政治工作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周玉云先后在江西贵溪、鹰潭、黎川等地的后方医院工作，有的伤病员刚从前线退下来，伤还没好就想着再上战场，周玉云要做好伤病员的安抚与教育工作。
“那时，我们既是政训员，也是护理员、担架员，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我们必须把伤病员安置在安全的地方，或者立刻用一大块的隐蔽服将伤病员掩盖起来，甚至用自己身体掩护伤病员不再二次受伤。”
周玉云还记得，她随身都带着一个小铁盒，类似于现在的急救包，里头放着几块压缩饼干，一点水，还有一件隐蔽服，就连晚上也都背着。
“那时的抗日前线，伤亡太大，内心受着煎熬。可能，也是那时候目睹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如今，对生死看淡很多。”直至今日，周玉云仍笑称：“生死有命。生于何处，死于何乡。我是信的。”
抗战胜利黄埔伉俪
退隐金坛乡村种地
1940年左右，周玉云被派往江西上饶的后方医院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来自江苏金坛的黄埔14期毕业生贺锁庆。贺锁庆比她小一岁，后来成了政训员。
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上班。时局动荡，人与人之间最渴望温暖，加上都是黄埔出身，周、贺二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1941年，周玉云和贺锁庆结成秦晋之好。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夫妇俩东奔西走，离多聚少。生下大儿子后，俩人根本无法照顾孩子，只好把儿子送到长沙的姐姐家照看。可是，1944年长沙沦陷之后，周玉云的姐姐带着几个孩子逃难，在逃难时，孩子掉入河中不幸淹死。姐姐与娘家人一直瞒着她，直到1949年解放之后，周玉云才知道大儿子早已夭亡。
贺锁庆跟随部队去了前线，通讯隔断，周玉云无援无助，在广西柳州的食糖专卖局当售货员，在贵阳当过小学老师。直至抗战胜利，夫妻俩才再次团聚。
很快，贺锁庆被调往徐州，之后周玉云也跟了去，1946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诞生了。然而，随着国共关系恶化，战事又起。
“当时国民党内部也分保守派与激进派两派，我们都属于保守派，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在周玉云心中根本不存在党派之争，他们不仅是同学，还是战友，是朋友。
1947年，周玉云毅然请辞，带着儿子回到丈夫的老家金坛建昌镇排年圩埂村。周玉云被安排在天湖小学教书，过了两年她一生中少有的安稳日子。
第二年，贺锁庆也主动请退回乡种地。
夫妻俩在乡下过了40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直到1991年才回到金坛县城。10年前，贺锁庆撒手人寰，周玉云一个人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特殊经历牵连儿女
从未后悔当初选择
在金坛建昌镇排年圩埂村，贺锁庆和周玉云的老房子已经翻建了两层小楼，但现在一直空置着，与周围其他村民家的房子比，已显得破落了。
如今，村民们还是经常会念叨起这两位老人：“他们很低调，很朴实，很有规矩，也很好强，很正直。毕竟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只是，他们在文革的那些年月，遭了不少罪。”
“老太太一个人住，没人照顾，也没什么钱。希望政府能给她一些补贴，毕竟他们打过鬼子。”一位村民说。
已经94岁高龄的周玉云，头发花白，耳不聋眼不花，无论是走路，还是说话，都显得铿锵有力。她每天6点起床，散步要走四五里路，走路的速度快得惊人。下午，她会约上几个老邻居，打上几局麻将，“动动脑子，不老化”。
周玉云生活非常节俭，小儿子每个月寄给她500元钱，她用这笔钱维持着日常开支，不用冰箱、不用空调，能省则省，还用省下的钱去救济别人。老人每次去菜场买菜，看到乞讨者她总会给他们5元或者10元钱。
说起当年的从军经历，周玉云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虽然给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带来了不小的磨难，却让我获得了美好的姻缘，也磨砺了我的性格，更是让我这个中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担当责任。”周玉云抬头看着院子外头的秋日暖阳，继而又低头沉思，“……只是让我的孩子们受了不少苦”。
在那特殊的年代，由于夫妇俩的特殊经历，儿女们都受到了打击，为此二儿子一辈子只能当临时工，在工地上卖苦力。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高考成绩高出其他同学好几分，却无缘大学，只得去工厂打工，后来下岗，以打零工为生。小儿子的境遇稍好，如今远在西宁当工程师。
“这辈子那么多的苦难，怎么坚持过来的？”周玉云笑着回答：“我们黄埔人永远都年轻，永远不会向生活低头。”
当初的选择，虽然给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带来了不小的磨难，却让我获得了美好的姻缘，也磨砺了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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