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八、父老乡亲（一）
八茂两三年的朝夕相处，知青们很快发现：知青在乡下命苦，但是身边很多父老乡亲的命更苦。天性善良的农民对知青的苦难有过真诚的关心和帮助，心地单纯的知青也从真诚地同情和怜悯农民的苦难。时间并不长，很多知青和本村本寨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纯朴的感情一直延续到了返城之后，一直延续到了五十年后的今天。
蒙国清和洪玉刚就是与山民产生了深厚感情的知青典型。下面是他们写给我的三个小故事，其间也穿插着我与他们的一些对话，还有我的一些感叹：
第一个故事：
——“我们住贡林寨时，从较富裕的韦登贤家搬到后来的副队长韦文升家，这是队里安排的，什么原因不知道，感觉是我们知青的生活习惯原房东韦登贤接受不了，向队里要求把我们換到别家。安置知青的这里边有没有牵扯到经济利益，是不是因为经济利益太低，也不得而知。
搬过来后发现韦文升家很贫穷，房子低矮破旧，除了夫妻二人和一个初生不久还在吃奶的孩子，还有个弟弟叫老先的住在一起。这老先大名叫韦文中，当时大约十四五岁。
住在他家亲眼目睹发生的一件事，令我们多年难忘。韦文升的妻子患有精神病，间歇发作。不发作时与正常人一样，发作时不言不语离家出走，将吃奶的婴儿丢弃在破屋里。城市里婴儿如无母乳，可吃牛奶、奶粉、或代乳粉，甚至米汤米糊。可他家自他妻子离家后，什么也不给婴儿吃，两个男人根本不管婴儿死活。耳听着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小，几天之后活生生饿死了。按照这里的风俗，死之后还不能从门里搬出去，要在木板墙上拆下一块木板，把死去的婴孩从这缝隙中递出去掩埋。整个过程看着他们面无表情，有条不紊地处理，仿佛司空见惯，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看得我们全身发紧，大气也不敢出，更不敢问。后来和村民们交谈，得知贡林寨四九年解放时全村人口有101人，到我们知青六八年来的时候，如果不算知青，全村正好也是101人。十九年来不增不减，也算是大自然的杰作——自然调节，那时可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蒙国清）
贫穷和愚昧导致了人口出生率十九年为零。韦文升正如鲁迅笔下的闰土，没有文化，没有精神的追求，长期辛苦恣睢的生活，早已将他们这样的农民折磨得麻木不仁了。知青们目睹了这样的村民，亲历了他们这种愚昧与贫困的生活，可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中，知青们又能改变些什么呢？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是一句口号罢了。
第二个故事：
——“海心哥，我还想给你讲一个洪寨小女孩王保蓉的故事，篇幅可能较长，我手机写字眼睛也不太行，分成几段，请你耐心看。
先介绍保蓉家情况，她爸爸王元兴，属免，比你我小两岁。原大队民兵连长王光番是他的叔叔。元兴的妻子，也就是保蓉的妈妈名叫罗菊非，与你我同年。当年菊非尚未出嫁的时候，曾是我和钟启诚的房东。七一年元兴和菊非两人同去参加湘黔线修建。这元兴活泼好动，脑子也灵光，被选进铁路宣传队。二人也在此时恋爱。工程结束后一起回到寨里，结婚成家。他们生有两儿一女，大儿保奔、二儿保腾、三女保蓉。
1993年我和老洪、石凤珍等十多位知青回洪寨，还在他家相聚。那次吃了转转席，我后来醉得不省人事，这里不多说。元兴家这个宝贝女儿保蓉，那年约十二三岁。秋季的某一天突发高烧，昏迷不醒，还伴有持续呕吐。这位元兴也是寨里的能人，且胆大妄为。他平时也帮寨里人看病开药，甚至打针输液（没有多少文化，也根本没有学过医）。此时他就在家里给女儿输抗生素抢救，也真亏了他的胆大妄为，硬是把女儿从鬼门关抢了回来。后来医生诊断他女儿是被蚊子叮咬得了急性脑膜炎。保蓉一天天好起来，看似风平浪静了。可是到了冬天，保蓉渐渐两腿发软，走路越来越沉重，最后完全不能走路，两腿膝盖以下严重萎缩，腿的颜色也渐渐变成浅枣红色。到县医院看了几次也毫无起色。这下他急了，但也没有好办法，不敢再乱治了。他突然想到贵阳来找老蒙（就是我），他夫妇俩用担架抬着女儿来到贵阳，举目无亲，也没有宽裕的钱，就住在我家。我也不是医生，看着小保蓉日益萎缩的两条细细的腿，我是又心痛又犯愁。
好在我们知青同学中当医生的不少，我最佩服最信任的是黎香菱。香菱是初三（A）班的女生，下到青溪二队。此时她是中医附院中医科主任，还有教授、博导等头衔。我妻子曾患慢性化脓性骨髓炎，经多家医院治疗，多次手术，都没有治愈。后来是吃黎香菱开的方剂，这方剂每周都有调整变化，持续服药大半年，没有手术，就完全康复了。
可能王元兴也是从我的摆谈中记住了这位黎主任，便央求我去找她。第二天我们就轮換着背小保蓉来找黎香菱。香菱仔细检查和问询了发病前后的情况，推定为脑膜炎后遗症。她说，这很是棘手的病，治这种病我不太内行，我给你们推荐一位更厉害的医生吧。说着就用药笺写了一张字条，我们带上字条按她的指点找到了那位医生。这是位干瘦的老头，他仔细把脉问询，没有搞什么B超、X光透视等检查，便确诊为脑膜炎后遗症。处方就开了一种药，是用棕色玻璃瓶装的，瓶子较大，每瓶大约有两百粒浅棕色的药片，有点像酵母菌片。一次开了两瓶，好像价钱也不是太贵。叮嘱每天按量吃，最重要的必须每天用温热水泡脚，按摩腿脚半小时。
王元兴一家三口回去两三个月之后给我来信，说保蓉的腿脚渐渐好转，可以拄着棍去上学了。药吃完了，请我再开点寄去。我又到医院开了两瓶寄过去，隔了几个月又寄过一次药。元兴来信说保蓉基本好了，和正常的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上学放学。我们一家听了，真为保蓉感到高兴。”
——“国清弟与农民的深情厚谊，十分感人。这几段叙述可以单写一集，很好的一集。”（碧海心）
蒙国清接着写道：“2001年，我女儿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女儿带着比她小两三岁的已然健康的王保蓉去上海打工。后来听说保蓉和他哥哥保奔一起，多年在深圳打工。她现已结婚多年，有一儿一女，随夫家住平塘，其夫听说是在深圳打工时认识的。”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国清弟和黎香菱医生功不可没！”（碧海心）
——“这一段是被你的几集文章勾出来的。1993年我们一行知青回洪寨有十几个人，香菱、伊德音等人都去的。等我找到照片给你发过去，这次是我们抽调回城后第一次回寨。”（蒙国清）
这是一个结局还算美好的故事。保蓉她们终于离开了八茂洪寨的大山，离开了毛竹和芭蕉树丛掩映的草屋，来到了大城市上海和深圳。但是，想想她们的状况吧，终日在血汗工厂辛苦劳作，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了城市里的各种福利待遇，没有可靠的社会保障，买不起每平米十几万的房子，孩子进不了公立学校，进去了也不能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更主要的，这些熙熙攘攘的大城市始终是排斥她们的，这些大城市里的人，始终是嫌弃她们的。而她们的精神世界，对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始终是疏离的，始终是融不进去的。有一句话形容他们的状况：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还好的是，她们还是回去了，在平塘县城安了家，开始了真实的生活。
衷心祝福保蓉这一代八茂农民收获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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