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衣”虽排在第一，然而“民以食为天”，“食”才是几十年前杨村农民生活中心的中心。“生活是什么？”杨村农民答：“生活就是吃饭！”那时候，如何能使自己及家人吃饱饭，几乎是所有杨村的男人和女人春夏秋冬醒着梦里都在绞尽脑汁思考的头等大事。种庄稼打粮食的农民为吃粮食的问题而愁肠百结，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之一。
那时候，关于农业关于粮食的口号和指示铺天盖地轰轰烈烈，宣传得也很到位：“以粮为纲”，“统购统销”，“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要大养其猪”，等等，但粮食依旧是冷冰冰的一个字：缺！为了给“缺”字前头添上一个“不”字，杨村的农民想尽了千方百计，最后只能拼命干（干活挣粮食），拼命省（从嘴里节省粮食），拼命换（用家织的布从外地偷偷地换粮食），拼命偷（从庄稼地里场院里偷粮食），拼命想（想别的什么东西还可以当粮食吃）。“拼命想”的结果是，野菜可以当粮吃，牲口饲料可以当粮吃，瓜菜可以代替粮食吃，树皮可以当粮食吃，玉米秸打碎了可以当粮食吃，听老人说，我出生前人们把土（观音土）也当粮吃。我记事之后，有几年上级领导部门大力提倡种高粱，说是这种“农作物”的产量很高，于是，杨村人就开始大面积种植，那种号称是粮食的东西极其粗糙，人难以下咽，即便勉强下咽后也难以排泄。但就是这种无论“入”还是“出”都极其艰难的东西，有几年竟然作为杨村农民主要的口粮。没法子，再难以下咽也总比饿肚子好受。
再说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很爱吃”的红薯。几十年后一年冬天的一天傍晚，还年幼的女儿突然哭着喊着要吃烤红薯，我咬着牙花了近五块钱从外面那个守着柴油桶子的老头那里买了个烤红薯回来，顺便给女儿讲了讲几十年前我是如何天天、顿顿吃红薯吃到胃里泛酸水，吃到看见红薯就想躲开的事情，意在提醒她为了这样一种下贱的吃食玩让爸爸花五块钱实在不值得。女儿听了之后，一双眼睛水汪汪地盯了我半天，然后一脸羡慕一脸向往地说：“老爹，你贼幸福哩！”当时听得我差点背过气去！的确，红薯不是坏东西，尤其是冬天，热腾腾的烤红薯的确诱人。但是，如果让如今的少男少女天天、顿顿吃烤红薯蒸红薯热红薯凉红薯冻红薯，吃红薯稀饭红薯面条红薯干红薯条红薯块，用不了半个月，即便是对红薯再有狂热感情的人见了红薯估计也都要绕着走。
1980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期间有一次放暑假回家，族里的一位伯父详细询问了我在西安生活的点点滴滴，最后，他十分认真地问我：“顿顿顿能吃上肉吗？”伯父连说了三个“顿”，意思就是一天三顿。我笑着回答说‘’能‘’。伯父看了我半天，然后又呆呆地看着西斜的太阳，半晌没有说话，一双老眼中流下了混浊的眼泪来。我不知道伯父当时是何种心理，但在那时候前杨村农民的生活中，“肉”绝对属于人间至香至美的食物。如果一个人居然“顿顿顿”都能吃上肉，那简直就不是人而是神了！因为对于那时的杨村农民来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吃上肉的日子绝对屈指可数，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三个大节气，稍殷实的人家可以开开洋荤吃上肉，大多数村民一年到头就是过年几天可以关上门藏着掖着吃几天肉，其余的日子就是盼望着三百六十多天之后再吃肉。想想也确实不公平，杨村农民的牛栏里养着牛，猪圈里喂着大肥猪，鸡窝里圈着公鸡母鸡，涝池里游着鸭子鹅，家门口拴着山羊绵羊，水库里养着鱼，牛猪鸡鸭鹅羊鱼都可以杀了吃肉，但杨村农民知道，这些都属于有钱有口福的城里人，不属于做农民的自己。而对于杨村农民，“顿顿顿吃肉”这种理想的神仙境界，那是‘’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有的事情。
俗话说，“饥寒生盗贼”，人一缺粮吃，便没有了做人的尊严，偷粮的事便时有发生，几乎所有杨村的农民都有过偷粮的经历。最严重的时候，几乎是群盗蜂起，那暗偷已接近于明抢了。对于这种村民男女老少明火执仗一齐做贼的事情，村干部甚至下派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农民毕竟也得吃饭才能活下去，光靠吸空气是无法像植物那样进行光合作用活下去的。但杨村农民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缺粮的时候你可以偷一点，可不缺粮的时候你还去偷那就犯了忌，要遭人谴责。个别的村民偷粮食偷上了瘾，就没有人看得起他，包括孩子也不拿他当回事儿。有一年暑假，上小学的我在一个大中午顶着毒热的太阳拿着弹弓在城背后的树上打麻雀，远远地看见一个老男人的身影把生产队地里的包谷棒子隔着后墙一个接着一个往自家的后院里扔。他那么投入，那么聚精会神，竟然没有发现我已经走到了他的跟前。等到我突然冒出来站在他身边，一个六十岁的老爷们儿，按辈分我应该尊称为“太爷”的他，突然装作肚子疼蹲在包谷地头，用一种无奈、乞求、渴望、屈辱的目光看着我。看到我用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他就像一个做坏事的小学生一样把头深埋在双膝之间。这个杨村农民中最有名的“惯偷”至今去世已有三十多个年头，当我打算写这篇文章时，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他这个杨村几十年来最没有尊严的男人。
那时候杨村的农民，不光缺吃的，就连和吃的相关的柴禾也奇缺无比。我童少年时期的记忆中，无论是春夏秋冬四季，都有着在田野里捡拾柴禾的经历：麦子割完了，去地里拔麦茬；玉米秆挖了，去地里拾玉米叶子；棉花秆拔完了，去地里拔半截子的棉花秆；树叶落了，就去扫树叶子。其实，这些东西中，除了半截子的棉花秆，其他的东西都不经烧，经常是“轰”地一下，塞进灶膛的半筐子就烧没了。就这样还得去捡，不捡，便意味着“饥寒交迫”日子的真正来临。几十年后，每到夏收和秋收之后，关中平原几乎每天傍晚都笼罩在呛人的烟雾迷漫之中，那是农民在疯狂地焚烧着秸秆。据报道，最严重的时候，气象卫星都无法观测到关中平原的情景。为此，各级政府三令五申，各种行政的、非行政的手段都用上了，情况才略有好转。每每看到因为焚烧秸秆造成城市居民患呼吸道疾病的病人剧增、影响到飞机航班正常飞行的报道，作为农民的后代，我感到有一点点抱歉，但我想的最多的却并非焚烧秸秆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航班的影响，而是心疼那些大片大片白白燃烧的柴禾！那可是几十年前秋冬季节让我魂牵绕的柴禾呀！
其实，在疯狂焚烧秸秆污染环境影响航班的农民中，就有距离省城西安七十公里的杨村农民。当你驱车路过那里，你会看到那里的傍晚依然是烟雾弥漫。这并非他们都忘记了几十年前饥寒交迫的岁月，而是今天他们生活的中心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如今，杨侑的十代孙杨怀顺佃户们的后代杨村的农民不再为自己吃饱饭以及让家人吃饱饭而愁眉紧锁，也不再把吃饭当成生活的全部，“顿顿顿”吃肉的梦想于今已可以成为他们的现实，他们更不会让自己正在上学的孩子提着筐子顶着寒风去田野里捡柴禾，他们正思考着自己和自己的老人孩子怎样才能够过上一种真正意义上“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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