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垃圾分类为什么这样难？

“它来了 它带着垃圾分类来重庆了”

2019年7月上海开始全面推行垃圾分类，但垃圾分类并未停止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网络空间四处都充斥着与上海垃圾分类有关的新闻、段子和讨论。在上海的人忙着垃圾分类，不在上海的人一边忙着看上海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一边庆幸不在一线城市的自己不用提前受罪。

然而2019年11月15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15日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并宣布将于12月1日起正式实施，同时被提上日程的还有早先发布过的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

重庆赫然在列。

悄无声息的，校园街道上的垃圾桶从两分变成了四分，宿舍楼下的垃圾桶不知何时贴上了不同的标志图，除此之外，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上早课的路上匆匆吃了几口的早点，塑料袋连着残渣一起丢进“可回收垃圾”箱；宿舍楼下依然是里面的空，外面的满。

但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个疑惑：重庆开始垃圾分类了？但为什么只是更新垃圾桶呢，好像对我们的生活并无影响？

在对重庆十个主城区里四十三个试点街道进行历时两周的随机探访后，重庆垃圾分类的神秘面纱被悄然揭开。原来重庆垃圾分类的一切都在摸索中，只是在迈出第一步时便见脚下杂草丛生，不知如何落脚。

那么垃圾分类究竟为什么这样难？

“从无到有 垃圾分类需要一个过程”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文川表示，我国地域辽阔，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不同区域的气候、生活习惯、能源结构等差异较大，无论是垃圾的组成、产量或处理处置方式有一定差异，不能照搬国外，并无相似的先行经验可借鉴，所以垃圾分类的推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当前重庆市主城区的垃圾分类以试点的形式开展，并未全市推行，集中于各试点街道的居民小区。主城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范围覆盖43个街镇358个社区，每个街道（镇）下设试点社区，社区内再明确多个试点小区。有的小区引进了较为大型的垃圾分类智能设备，而有些资金短缺的小区则只是在楼栋下安放了分类垃圾桶，总而言之重庆市内垃圾分类试点推行的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柳林苑是北碚区北温泉街道郭家沱社区唯一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邻近西南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小区面积不大，整洁安静。袁先生是柳林苑的物业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他介绍，“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西大和附中的老师，而且是西大的中层干部啊，附中的副校长之类的，他们都是有层次有身份而且比较讲理的人。但大家参与度并不算高，做这个工作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大家都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小区在每个单元门口设立干湿分类的两个垃圾桶，在小区门口摆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四个垃圾桶作为小区垃圾的总堆放点。为了鼓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柳林苑实行的是积分制，设定可兑换积分的投放时段，早上7点到9点两小时，晚上一小时，居民在规定时段内按分类要求投放垃圾可以获得积分，物管会对垃圾数量和积分进行统计形成台账，每个月末进行积分兑换活动，1积分可以换两个垃圾袋，50积分以上可以换一升菜籽油或者抽纸。袁先生还提到，每周三是小区的有害垃圾投放日，整个北碚区都是统一的。

先试点再推广，这是中国很多政策推行的必经之路。垃圾分类在重庆的推行正在经历着从无到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探访过程中，问及垃圾分类开展的情况，得到的答复几近相同：“还在宣传初期，以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为主，垃圾分类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来让民众“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如今将再次投入一场新的垃圾分类运动，这是一场更复杂困难的变革，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只有明确“垃圾分类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脚踏实地、不激进地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推行垃圾分类不应该计较成本 但是必须计算这个成本”

今年六月，澎湃新闻的“市政厅”栏目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服务中心共同发起了“复杂社区——垃圾分类实践”沙龙，会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教师梁捷提到，“我觉得，推行垃圾分类不应该计较成本，但是得计算这个成本。比如，全面推行可降解的垃圾袋，影响到多少垃圾袋生产厂商，影响到多少上下游产业等，要多少成本。还有整个垃圾分类过程，比如动员了多少万志愿者，持续多长时间，这个社会成本是多少。这些都应该好好计算。”这些成本囊括了整个垃圾分类前端后端、显性隐性种种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垃圾分类推行的质量，但如何计算，在经济学上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垃圾分类最直接的成本投入是垃圾桶的购买和投放，重庆市主城区在垃圾桶的投放问题上普遍采用的策略是由街道办统一采购，再由社区统计上报各小区所需要的垃圾桶数量进行配置，而一些垃圾分类智能设备的配置则与各区经济水平和第三方环保公司有关，各区街道的推行力度的差距离不开资本的投入。

基本的基建成本之外，更复杂的是人力成本。垃圾分类的推行环环相扣，每个环节的完成度无法确保，需要投入人力资源以管理。投递垃圾的人需要监督，垃圾分类的志愿者也要监督，垃圾装运车和末端处理更需要监督。任何一个环节缺乏监督，就会导致垃圾分类工作的“得过且过”，停留于表面功夫。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文川表示，垃圾分类战略的落地需要多方力量，国家到地方的管理层面需要制定配套的政策规定，就像禁塑料袋，但靠民众自觉是不够的，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和管理。在具体措施的落实方面，需要经济、技术等手段的配合。比如提高混合垃圾收集和处理收费，奖励分类垃圾处理。此外还要尽快建立完善与垃圾分类配套的收运处理系统。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的问题是居民垃圾分类了，但市政垃圾收运还是一个系统，最后是将分类的垃圾有装到同一个车上，没有配套的回收利用系统，没有达到分类和减量目的，反而增加了垃圾处理成本。

在上海，垃圾分类前端的监督环节主要由居委会和志愿者负责，基于管理和成本的考虑，多数小区实行的是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在规定时间内投放的垃圾依靠人力进行监管。随着活动的推行，摩擦也逐渐产生，垃圾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投放，给居民生活造成了不便，居民对此意见爆发。民间非营利组织爱芬环保创始人郝利琼对此解释道，“定时是因为能找到愿意在这段时间服务的志愿者，保洁员的时间也可以挪过来。24小时开放，意味着24小时都有人看，但大家不愿意出来。如果有足够多的志愿者，确实可以更长时间开放，但前提是得有人看着。所以，年轻人愿意出来做一小时志愿者吗？如果愿意出来，开放时间就可以延长一小时。但现在不大有人愿意出来做志愿者。”

基于上海的经验教训，重庆市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建立了市、区（县）、街道、社区四级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四级分类指导员责任层层压实，从上到下落实监督指导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分类指导员总数达到了5034人。其中社区指导员4486人，他们无疑成为了垃圾分类基层第一线，不仅需要每天定时对居民垃圾分类情况进行巡查、指导并采取户外活动和入户宣传等方式向居民宣传科普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还要督促居民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对错误投放者进行劝导教育。

诚然，四级分类指导员制度是垃圾分类探索中指的肯定的创新之举，但面对垃圾分类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仍显不足，落实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办工作人员提到四级指导员制度的成效时，他们显得并不是十分认同，“指导员没事就上楼宣传，主要集中在晚上，因为白天（居民）要上班，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哪儿都不是很明显，除非你拿钱来弄。像那些有钱的区怎么分？就是喊指导员去分，居民不分。那个没意义，达不到效果，不是长久的办法。”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毕利格曾指出，消费主义的愉悦建立在人们对于商品生产过程的集体遗忘之上。对垃圾分类而言，这份愉悦其实也包含了对商品使用后的处理流程的遗忘。垃圾分类的繁琐促使时代再次审视不计后果的消费方式，计算丢弃的成本，在知悉成本代价之后，才能开始谈收益谈措施。

“垃圾分类不只是为了垃圾分类”

从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起，到如今北京、天津、重庆、广州、杭州、武汉、成都等46个城市紧随其后开展起的垃圾分类活动的背后预示的是中国垃圾围城的困境。

数据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晋升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国。到2030年，中国的垃圾制造量预计达到美国的两倍。此外我国垃圾组分特征影响着垃圾的处理，比如我国生活垃圾中混有大量果蔬废物和厨余废物，普遍含水率高，所以影响焚烧热值和发电量；垃圾中有机和无机垃圾混合，特别是混入一些如电池，灯管等含有毒物质，影响垃圾堆肥，厌氧消化等资源化利用方式。

百度地图显示，垃圾站与回收站所在地作为普通居民最不愿意接触的地方之一，却是人口和经济的标志之一。根据对百度地图数据统计，重庆市垃圾站、回收站数量分别为1286个、1165个，全国垃圾站数量、回收站数量分别为19635个、16235个，而2018年这个数据分别为8197个、7733个。

大量垃圾的生产并不只限于城市，近年来乡村生活垃圾也逐年增加。垃圾量在不断加大，而人们对垃圾分类处理的环保意识却并未跟上发展步伐。不少重庆市民表示，“垃圾分类不臭噻，就只有这一点好处噻，除了这个还有啥子好处吗？不晓得还有啥子好处。”“他们应该至少做好小区居民的安全保障的基本措施……垃圾分类这个东西很简单，但这个保障都没有，垃圾分类不必要现在就搞。”

民众心里对垃圾分类都有一个轮廓，但没有人把它当做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无论是对垃圾分类原因的宣传还是垃圾如何分类的科学普及都十分欠缺。为了实现垃圾减量，分类是目前可执行的、相对简易的方法。

郝利琼从事垃圾分类工作7年，在她看来，“垃圾分类不是为了垃圾分类”，垃圾分类还是对公民意识的培育，可以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此外，垃圾分类还能推动社区自治，完善基层管理制度。

在重庆，各个街道、社区、小区开展的活动中年轻人始终是缺席的。他们早出晚归，没有时间参加垃圾宣传活动。作为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高的青年人，他们对垃圾分类并不排斥，但由于时间的冲突，无法参与到垃圾分类中。与年轻人相反，老人、小孩是宣传活动的主体参与者，孩子们在学校接受垃圾分类的活动教育，老人们在社区参与各类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但向社区和小区指导员问及居民的参与度时，最先被指责的还是老人，“年纪大的，习惯已经养成，很难一下子转变。”

这其中的错位不得不引人深思：大部分小区采用垃圾分类智能设备，但老人们并不熟悉智能设备的操作。探访过程中很多老人对垃圾分类的态度是很支持的，他们或许不知为什么要分，不知分了有什么意义，但他知道，这是政府的行为，要响应号召。巴南区盘龙村社区金源御府小区的指导员提到，小区里用积分卡式垃圾投放设备替换二维码扫描垃圾投放设备后垃圾分类参与度就有所提高，“老年人老太婆直接打卡投放垃圾，他们用起来方便，下午清运设备也都是满的。”

这就要求垃圾分类的推广应该结合时代特点，在上海就有许多退休大妈、大爷充当小区志愿者守在垃圾桶旁对垃圾投放进行监督，同时，这样的实践或多或少地造成了社区内的摩擦，如何更好地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在以减量为目的培养公民垃圾分类意识之外，如何让居民实现促进街区和谐是垃圾分类的附加题。

垃圾分类为什么这样难？面对这样的大问题我们企图给出一个平滑光亮的答案，但最终呈现的是问题之下更多粗糙杂乱不可一手抚平的毛刺，我们只能踏入开篇的循环：

垃圾分类需要一个过程，一个相互看见、协商、参与和监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