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不平等是人类社会各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和出身的歧视也一直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歧视这一现象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而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在现代国家普遍立法禁止歧视的当代，群体间差异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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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种形式的歧视中，经济歧视最为深刻，而其感受也最为直观。当收入差距的产生仅仅是有不相关的个人特征如种族、性别、出身地、宗教等原因时，歧视就产生了。歧视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的人依据个人特征而给予不同的待遇，二是对某一特定群体设置不利的规则。
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提出，对某一群体N的实际歧视的必要条件是N为经济上的少数，充分条件是N为数量上的少数，充要条件则是N在数量上和经济上的共同少数。对N的歧视会导致N群体的利益受损，但N能否“以牙还牙”通过相同的歧视手段而报复主动歧视者（如M）呢？当然可以，但事实证明，N群体的报复性歧视不但于己不利，而且还会使自己的情况更加恶化。
早在其博士论文《市场歧视》中，贝克尔就采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歧视的逻辑。但是他认为，是强权而非是歧视性因素造成了通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自由市场能有效消除歧视。自由市场之所以能有效消除歧视，原因在于歧视对雇主来说是成本，从而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逻辑在于，对于具有同样生产率的工人，如果其中一组工资较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雇佣低工资的工人，以在市场上赢得主动。例如，竞争市场上的企业决定给本地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而给外地工人支付较少的工资。不采取歧视手段的企业则可以通过主要雇佣外地工人来降低成本，获取更大利润，从而将歧视者赶出市场。
M群体歧视N群体，对M群体并无益处。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会带来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高低技能的劳动力比例大致为1:1，是互补的。基于中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排斥外来人口不利于提高本地人口的收入。具体而言，外来人口汇款回家乡的金额每增加1%，本地居民收入会降低0.088%；汇款回家的外来人口数量每增加1%，本地居民收入会降低0.0045%。整体而言，限制外来人口实际上就是限制了本地大量服务业的供给，外来人口的收入会减少，但供给减少带来的价格上涨的代价最终仍然由消费者承担。外来人口收入的减少也会带来其支出的减少，最终也会影响到本地居民收入的上升。限制外来人口在本地安居乐业，对本地居民的安居乐业也会有负面影响。
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阿玛蒂亚·森提出，当社会完全依照单一的身份来划分群体的时候，社会的冲突会增加。此外，歧视会强化歧视偏好，会增强统计性歧视的偏见，统计性歧视不仅能将个人的群体特征类型化，而且还减弱个人对教育和培训进行投资的激励，从而反过来又强化关于原有群体特征的成见。例如，企业通过学校的排名而不是其它方面进行简历筛选，那些来自非优秀大学的学生将会降低努力的动力，而这也会造成固有观念的加强；认为女性无法在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Mathematics ）领域表现出色的想法会降低女性选择这些专业的倾向，而这又会强化人们认为女性对这些领域不感兴趣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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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是一座孤岛……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歧视的成本是巨大的，而这个成本也最终会由我们自身承担。这一个问题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在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阶级、出身，还是资质、能力、智力、体质和运气）的状态下，理性的个人将会奉行正义的原则而签订公平和协议和契约。一如老夫子所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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