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老舍的《茶馆》是对当时文学的担忧与抗争。老舍构建茶馆这样一个文学世界，通过展现多元文化的碰撞，对一贯的“高大全”式书写无疑是一种讽刺与反省。
三幕剧中多次提到“改良”二字，比如茶馆主人王利发。这个人精明能干，对社会潮流变革十分敏感，渐渐口中多了些洋文词汇，并在茶馆内部做了新的布置，唯独那张“莫谈国事”的纸条始终在，但四个字是越来越大。表面上看形形色色的人去茶馆只是品茶闲聊，即便涉及到国事也会被王利发及时制止，好像确实做到了“莫谈国事”，但实际上做不到“莫谈国事”，就好比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们书写千篇一律的作品去迎合政治目的一样，他们很难或者说没有勇气再去触碰描写性灵本身的创作，这便是一种普遍的无奈心理。同时也表现老舍希望文学不应过多受政治左右的心理。
但裕泰茶馆能够跨越时代保存下来，也多亏了王利发的“改良”思想。一成不变的茶馆放在某一个固定历史时期，或许可以生意兴隆，但如果搁到其他时空，可能就避免不了倒闭的命运。我认为这是老舍隐藏于其中的发难和呼唤——即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同样需要改良，一成不变的文学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遵命文学可以在十七年的时期大行其道，占去文学半壁江山，但如果一直延续这类模式，文学就会死亡。如果《茶馆》也按照遵命文学那一套来进行书写，把茶馆这样一个小社会简单化模式化，这部作品最多只能活在文学史里，而我们今天也一定不会拿出大把时间来讨论它。
但如果只是担忧，还远远不够。文学改良的路上需要有人站出来吶喊，抗争，哪怕只是像萧红笔下的马伯乐一样对荒唐麻木的国人说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老舍在《茶馆》中安排了像常四爷、秦仲义一类的人物作为映照，他们耻于落后，希求改变。常四爷瞧不起吃洋饭的马五爷，敢于和二德子这样的扑营当差抗争，甚至看清了大清的颓势，大胆地放出“大清国要完”的言论，以致被宋恩子吴祥子抓走，坐了一年牢。秦仲义在国家变革之际，致力维新，开办工厂，全没有阔少爷的架子，只图能让国家富强。这一类先驱者自然是越多越好，但事实上却很少，面对各种强大的制约因素，他们也显现出无能为力。常四爷最终悲叹：“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呀？”秦仲义则灰心丧气，得出“有了钱，就应该吃喝嫖赌”的荒唐理论。这无疑是一种悲哀。那么回到文学改良的问题上来看，这样的先驱者同样很少，即便有，也会被莫名其妙扣上走资一类的帽子，这样一来，便无人敢出头，因此遵命文学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垄断文坛。直到地下文学的出现，越来越多继承常四爷精神的文学青年，勇敢挑战遵命模式，文学改良的道路才得以艰难地走下去。
总之，《茶馆》属于双百方针时期的作品，因此不能将它简单地认为是一部历史剧，而应当从它的现实意义出发，挖掘它更深层次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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