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颜色

幸福是什么颜色？

幸福就是遇到对的人，相伴一生。

在阿塔贝茨医疗中心烧伤部门，莫顿森机械的工作着。烧伤科是最辛苦的科室之一，而夜班护士更是疲惫不堪的工作。

一次值夜班后，几近虚脱的莫顿森挣扎着回家。

一辆绅宝汽车停在他面前，驾驶座上的是玛琳娜·维拉德。

错误的爱情多大如此，开始无限甜蜜，但矛盾潜藏在不经意之中。

你为之付出了一切，但终究是把你伤到彻底。

“看到我你难道不开心吗？”

“当然。你好吗？”

“说实话，不太好。”

“你和马利欧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是个错误。”

“我想你。”“喔，你想不想我？”

莫顿森顿时感到一股比黑咖啡强劲百倍的力量在体内狂奔起来。玛琳娜就这样出现了，经过了这一切，她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想起杜得辛思基满是灰尘的地板，想起许多个不眠的夜晚，他痛捶着睡袋奋力驱赶脑海中关于玛琳娜的记忆，似乎只有那样才能让他的痛苦减轻，得以入睡。

“思念的门已经关上了。”他关上玛琳娜·维拉德的车门，倒头大睡。

布劳渡河上的桥已经建好，建学校的材料放在常嘎吉那里，莫顿森觉得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近。

他给吉恩·霍尔尼打了一个电话，随即收到一张去西雅图的机票。

带着桥的照片，在那间可以眺望整个华盛顿湖和远处喀斯开山脉的豪华公寓里，莫顿森终于见到了电话中听起来很凶的人。

物理学家霍尔尼其实身材瘦小，留着小胡子，黑眼睛透过大号镜片端详着莫顿森。虽然他已经七十岁，但仍有着登山家的硬朗。

“我丈夫立刻喜欢上了葛瑞格。”霍尔尼的遗孀，后来成为“重压协会”理事的珍妮弗·威尔森回忆道，“他很欣赏格瑞格的憨直和傻劲儿，欣赏他能肚子坚持做这些事。……”

“我想这个年轻人完成这项工作的几率是一半一半，但如果他成功了，会有更多人帮助他。”

回到旧金山湾区后，莫顿森打电话问候乔治·麦克考恩。麦克考恩邀请莫顿森参加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在九月初举办的活动，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将应邀致辞。

1995年9月13日，星期三。这是莫顿森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莫顿森穿着父亲留下的棕色羊毛运动外套、卡其色长裤和旧徒步鞋（连袜子都没穿）。

旧金山费尔蒙饭店宴会厅里，到处都是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的会员，这不是属于莫顿森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边缘人。

就在此时，他看到了麦克考恩，他正在和霍尔尼说话。

“我正在跟麦克考恩说，他的给你一些经费。”霍尔尼说。

“嗯，如果省着用，我现在的钱应该足够把学校盖好。”莫顿森说。

“不是该学校的钱，”霍尔尼说，“是给你钱。学校盖好之前，你打算靠什么生活？”

“两万美金如何？”麦克考恩问。

莫顿森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给他哪杯酒来，”“我想格瑞格快昏倒了。”霍尔尼咧嘴笑着说。

晚餐时，同桌一位穿戴考究的摄影记者非常惊讶，在这种正是晚餐上居然有人光着脚踝。于是他在饭店的礼品店帮莫顿森买了双袜子。

希拉里，首次成功挑战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

“我只不过是个能力普通但很热情的登山者，顶多也只是个愿意努力并且坚持梦想有决心的人。”

“我是个平凡人，是媒体把我塑造成英雄的。不过这些年我学到一件事，只要你自己不相信那些关于你的鬼扯，倒也没什么坏处。”他告诉台下安静的观众。

征服世界屋脊后的四十年间，希拉里并没有靠着名声享清福。他经常回到珠穆朗玛峰地区，和弟弟瑞克斯一起建造了二十七所学校，十二间诊所，还有两个航空基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希望别人永远记得我，”“攀登珠穆朗玛峰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但我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是在哪里建设学校和诊所，那些工作带给我的快乐远远多于在山上留下的足迹。”希拉里爵士说。

莫顿森激动得坐不住了，他想立刻跳上飞机回到科尔飞展开工作。

莫顿森感觉到有人拍他的肩膀，他转过头，一位身着黑丝裙装的美丽女子正对着他微笑。她一头红色短发，莫顿森觉得很面熟，却想不起来曾经在哪里见过。

“我知道葛瑞格这个人，”塔拉·毕夏说，“我听说过他想做的事，而且他笑起来很好看，所以我可以算是故意偷偷接近他。”

“葛瑞格发誓说我把头都靠在他肩膀上了，”塔拉说,“我不记得了，不过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了。我记得自己一直盯着他的手看，觉得他的手很大很强壮，让人很想握住。”

这才是爱情正确的样子吧，听到你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然后想尽办法接近你，靠近你，没错，你的一切正是我想象的样子……

塔拉的父亲贝瑞·毕夏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于1963年5月22日，在研究了好友的登山照片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然而，在下山时，毕夏失去了小指第一指节以及所有的脚趾，这场意外让他对登上珠峰的先驱更加敬佩。

塔拉·毕夏在昏暗的宴会厅里，和莫顿森讲述了父亲去世时整个事情的经过。

父亲车上载着她幼年的画作和日记，准备到旧金山时带给她。途径现场的陌生人把这些四散在高速公路上的珍贵纪念物拾起来，再交给她。她和弟弟布伦特赶到现场，在路旁的矮树上挂起经幡，然后把父亲生前最爱的孟买琴洒在血迹斑斑的沙地上。

“奇妙的是，我跟葛瑞格讲这些事，觉得很轻松自在。”塔拉说，“将心事倾诉给葛瑞格听，是父亲去世后我感觉最自在的时候。”

“遇见塔拉，比和我多年的偶像说话还让我兴奋。”

莫顿森抵达费尔蒙饭店时，还一文不名，孤单寂寞，但当他离开饭店时，不仅有了资金方面的保证，手里还牵着他未来的妻子。

“那时候我们还没怎么接触过，但我心里有个声音说，这辈子我都要和这个人在一起。那是一种非常平静、非常美好的感觉。”塔拉回忆。

“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塔拉转头看着她身旁的乘客，一个四天前她才认识的男人。

9月19日，莫顿森穿着父亲留给他的衣服，一起走上奥克兰市政厅的阶梯，走进结婚礼堂。

“当法官念到“无论富裕或贫穷”那段话时，葛瑞格和我都忍不住大笑。”“那个时候我已经看过他合租的房间，他每天晚上都得把沙发坐垫搬下来，才能有个软一点儿的地方放睡袋。听到法官念那一段时，我心里正在想两件事：“我正嫁给一个连床都没有的男人”，还有——上帝啊，我爱他。”

甜蜜的爱情使莫顿森三次更改行程。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为航空公司票务柜台流传的浪漫佳话，票务人员也一再放宽规定，让莫顿森有更多时间认识新婚妻子。

当莫顿森第四次出现时，“你这次真的要走了吗？”女票务员开玩笑地问，“你确定自己做的事正确吗？”

“喔，正确，一点儿没错，”莫顿森说着，转身挥别玻璃窗外也在挥手的妻子。“我从来没这么确定过。”

幸福是什么颜色？不是虚幻的暧昧，不是激情后的痛，不是摸不到的肥皂泡，不是连呼吸都是错。

幸福是遇到对的人，然后，那些别人眼中的千千万万个不够好，都成为让对方心动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