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特朗普政府执政至今，在美国教育政策和改革措施方面显得乏善可陈，特朗普总统和美国联邦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集中精力推进美国的择校运动，为美国学生和家长在择校上提供更多空间。美国的择校运动由来已久，而且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教育话题。本文对美国择校教育的现状、择校的后果及代价做了分析，并且展望了美国择校运动的发展前景。帮助教育人士了解美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希望中国教育工作者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2017年2月7日，贝琪·德沃斯（Betsy DeVos）被确认为美国新任联邦教育部长。接手这项工作时，德沃斯无论是作为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还是作为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公共教育方面都乏善可陈。她所做出的唯一公开承诺是要通过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教育券在全美范围内扩大“选择”，德沃斯在她的家乡密歇根州一直致力于推动此项工作。
在密歇根州，在扩大营利性特许学校为特色的自由市场体系方面，德沃斯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密歇根州79%的特许学校都是营利性的，这是极为不寻常的，因为全美范围超过80％的特许学校都是非营利性的。德沃斯在K12 公司（K12 Inc）中也持有股份，后者是全美规模最大的营利性特许学校的经营者。在2000年，她资助了一项旨在改变州宪法、以便允许发行各种私立学校教育券的活动，结果未获成功。
最近，在就有关她出任联邦教育部长后所设定的目标接受采访时，德沃斯说她打算进一步阐述选择的构想，“我预计会有更多的公立特许学校。我预计将会有更多的私立学校。我预计将会有更多的虚拟学校。我预计将会有更多甚至还未出现的各类学校。”
“选择”已变成为教育改革圈子里一句流行的口头禅，它主要被用于描述旨在增加获得公共资助但是由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的数量以及旨在通过各种教育券体系给私立学校增加资金的各种倡议。在这两种情况里的推断是它们将会给家长和学生增加各种高质量的选项。
显然，相对于各种典型的支持或反对特许学校，围绕着择校的各种问题更加复杂。对于处于民主社会里的一种公共教育制度来说，核心问题不是择校是否应该存在，而是所有的孩子是否都能够就读于高质量学校。每当我们匆匆浏览500个有线电视频道却未找到一个理想的收视选项时，“选择并不保证质量”这个事实应该是很清楚的。在公立教育方面，这种选择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因此，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所有学校都值得选择以及所有孩子都被好学校所选择的制度。德沃斯的议程会如何影响到这些目标呢？
一 、教育选择的现状
尽管选择与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和教育券项目有着联系，但是绝大多数可供选择的学校均是由公立学区管理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个学区推出了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s），主题学校（譬如专注于艺术、法律或者卫生保健专业的学校），语言沉浸式学校等替代性学校，以及诸如国际公校网络（the Internationals Network for Public Schools）、新技术网络（theNew Tech Network）、加州的链接学习学院（Linked Learning Academies）等各种创新型学校模式。包括纽约、旧金山和马萨诸塞州剑桥在内的许多城市都最先采用了家长们能够在他们所在社区的各种不同公立学校中的各种择校制度。
第一个现代教育券项目是于1990年率先在密尔沃基市（Milwaukee）推出的，该项目向学生们提供公共资金以抵消他们就读于私立学校的学费。从那时起，各种教育券项目在法院和公投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现在全美有1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进行着25个教育券项目，但是，领受教育券人数仅为178070人，这个数字在所有学龄学生总数里所占的比率远不到1%。大多数教育券项目面向少数学生，而且不包括全额学费，因此，大多数教育券的领受者是已就读于私立学校的学生。
特许学校这种理念最初是由教师工会领导人阿尔伯特·尚克尔（Albert Shanker）于1988年提出的，并且为进步的教育工作者们所接受，他们将此类学校视为教师能够进行创新的场所。明尼苏达州于1991年通过了第一部特许学校法律，到2013年，全美共有42个州颁布了类似的法律。各种联邦激励措施开始于乔治·布什政府时期，在奥巴马执政时代有所增加，而且，由于来自于布洛德、盖茨（Gates）、沃尔顿（Walton）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大量投资，激励措施数量进一步增加。现在全美大约有6500所公立特许学校，为250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占到K-12教育学生总人数的5％左右。
虽然公立特许学校总数很少，但是也存在着这样一些社区，在那里，旨在关闭由学区管理的公立学校的倡议已使得许多或者大多数的学生都留在特许学校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许学校已从由具有各种创新教育理念的团体所创办的个别学校发展成为由各种特许管理组织所经营的各种连锁学校，其中某一些是营利性公司。在1995年至2012年期间，经营特许学校的营利性教育管理公司的数量从5家增加到99家，而由它们经营的特许学校的数量则从6所猛增到758所。
二、“选择”的后果
在经过了历时25年的各种特许学校的努力之后，出现了一些促进高质量教育创新的特许学校。某些特许学校提供包括蒙台梭利教学法和华德福教学法在内的独特教学理念，而像圣地亚哥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 in San Diego）等某些特许学校则提供新的学校模式，圣地亚哥高科技高中是专题式的和技术导向型的。在课程以及所提供的各种教学服务方面，其他特许学校与周边传统的公立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一些很成功的特许学校服务于未经历“优中选优”过程的具有高度需求的学生,这个过程是一种现在极为常见的做法，学校籍此只接受那些最有前途的学生，并且将那些正在努力学习的人推出去。然而，对于许多学校而言，选择性已成为它们维持积极结果的主要方法之一。在一种通过考试成绩评估学校，且若不继续提高考试成绩的话就面临被关闭危险的问责制里，取得成功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拒绝或者赶走表现差的学生。
虽然无论是特许学校还是由学区管理的学校都有过类似行为，但是管理各自招生政策和开除学生政策的特许学校会更容易些。在路易斯安那州等州，特许学校可以如同私立学校那样确定招生政策；在加州等其他一些州，这种做法是非法的。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加州1/5的特许学校因限制高度需求学生的入学机会而违反了州法律。大多数研究发现，相比于所在学区的公立学校，特许学校向英语学习者和特殊教育学生所提供的服务不足，在种族和经济隔离程度方面，特许学校在总体上也高于公立学校。
虽然选择的承诺听起来十分诱人，但是现实证明此事更为复杂。事实证明，在许多择校制度中，只有少数孩子——通常是最有优势的孩子——才有机会就读于数量极少的好学校。例如，在新奥尔良市，南方贫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不得不通过起诉来确保特许学校接受特殊教育学生，因为大多数特许学校拒绝接受这些学生。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此项诉讼获得成功之后，特殊教育学生以及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仍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选择，因为他们常常被分配到差校，这种分配违背了他们自己的意愿。
随着各个州和地方政府利用各种财政危机，以及根据《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里的联邦激励措施关闭由学区所管理的学校并且用私营特许学校取而代之，近年来，一种类似的动态在其他20多个城市里已经逐渐展现。例如，在底特律市，最近一名由州政府任命的应急经理（emergency manager）打算用特许学校取代其他学校。
三、“选择”的代价
尽管争先恐后地以学区管理的公立学校换取各种私营的选项，但是研究发现，无论对于教育券项目还是对于特许学校来说，结果都是参差不齐的，一些特许学校表现较好，而其他特许学校表现则比公立学校更加糟糕。例如，斯坦福大学教育结果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Outcomes）针对来自于16个州的学生数据所完成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只有17％的特许学校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好于传统公立学校，而37％的特许学校的表现要比与其相对应的公立学校更加糟糕。大多数特许学校则没有显示出任何差异。
结果在各个州也是不同的，这些州有着极为不同的法律。在加利福尼亚州，特许学校受到相当严密的监管，以此确保公平入学、深思熟虑的课程以及合格的员工。虽然总体表现与其他公立学校类似，但那些专注于在家教育或者远程学习的特许学校的表现较为糟糕。特许高中学生在数学方面的表现较差，而在英语方面的表现较好。在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不受管制的营销策略已经产生了种类繁多且鲜有公共保障措施的营利和非营利性的提供者，大多数特许学校评级不高，而且特许学校学生的表现一向不如公立学校的同龄学生。
最后，当在学校方面的各种投资使得所有的年轻人能够变成有效地为他们的民主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做好准备的负责任公民的时候，就是促进公共福利的一种最好方式。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一书中所写道的：“最好和最有智慧的父母为其孩子所争取的，一定也是整个社会为所有的孩子所争取的。关于我们学校的任何其他想法都是狭隘的、不恰当的；如要那样做，就会破坏我们的民主……只有让所有的个人充分发展，社会才有机会实现自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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